门外另一个小伙子等着我，我坐上黄包车。他先把我拉到一个地方交钱，这是个管理站，一个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办公，我给一百块，她收60元，给回小伙子40 元。小伙子嘴里咕噜着说还要给刚才的那位给钱什么的——自己居然被卖了一回猪仔！不管那么多，不要坏了游兴，于是，坐上车上路了。转到一条街上，那里足足有数百辆的黄包车，把个胡同挤得慢慢当当。

　　我们路过恭王府，我没有时间参观，就进入小胡同。里面有很多房子，门庭还是旧的，有门当（据说官越大，门楣上的桩桩越多，门当户对就是桩桩要一样多），也有门两边圆的和方的石墩，圆的代表武将，方的代表文官，如果是狮子，那就是皇亲国戚。沿后海还有不少49年后领导人的住所，郭沫若和宋庆龄的大宅子还在，和那些清朝的王府杂在一处，难怪有人说郭沫若是王府花园里的花。让我奇怪是这些“官府”没有像样的大门，就两扇高大的铁门，酷似工厂的大门，最像我们家乡所说的旧式的“车门”——给马车进出的。

　　黄包车沿后海转了一圈，路上很多人，各色人等，流水一般。湖面土沉沉的，天气阴冷，太阳在楼宇间缩成一个红晕，小小的，也冷冷的。坐在扭扭前行的黄包车上浑身冷冰冰的，倒是很有点小时候在北方过冬天的感觉呢！正在沉浸在“故乡”的想象中，突然，车夫说到站了。他指着前面一个小胡同，说那里是小吃一条街。我下车，说了声谢谢，没想到车夫接了一句：也不给点小费呀。我一笑，说：不是已经给了40块了吗？车夫也是会意一笑。我走进那个小胡同，走穿了，到另一头了，也没有发现小吃街。也许是太小了，被错过了。

　　我从西海的另一侧走回下车的地方，坐690路公共车回到宾馆，刚好5点。

　　（三）飞机上遭遇广东“俗文化”

　　在北京机场候机室等候回广州的飞机，发现同机的是一大队广东的中年人和老头老太太，他们刚刚结束北京之游，正兴高采烈地回家。好像来自广东富起来的农村地区，老人家们等都好像不习惯排队，带队的导游忙前忙乎地劝告他们不要加队。晚上8点40开始登机，一上飞机老头老太太们，还有中年夫妇们开始换座位，老两口一起的要换在一排，相识的人也要换在一排。空姐们也热心帮忙。我的座位也被一个老头换走了。

　　坐下不久，听到后面吵起来了，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操着粤语，大声地说这是她的位子什么的，同时斥责别人。旁边还有笑声。估计是搞不清楚登记牌上abcd的意思。我旁边是个外国人，能说汉语，不断地回头看，然后摇头。过了一会，我们前面的一个女士愤愤地起来，说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换了，好像是被换来换去的搞烦了，或者因为身边坐着一位她不喜欢的人。

　　飞机已经滑动到跑道，眼看就要起飞了，后面一个妇女又吵起来，说他老公没有位子。大概是换了几手，都不知道要从哪里找起了。空姐在安慰，那位老公也大声地抱怨，指责空姐们的工作。飞机终于起飞了。接着后面传来大声喧哗的声音，一个妇女大声地笑着，翻翻反复，好像是说着笑话什么的。我的座位前面的小电视是坏的，耳机也无法用，射灯也是坏的，我一路上无事可做。

　　吃过机上准备的晚餐，我想站起来，上个洗手间，也活动一下筋骨，坐着太无聊了。厕所前排起了队，老头老太太们在轮流上厕所。一个老人不知道怎么进去，使劲地扳门框。另一个妇女进去了，不知道怎么出来，在里面扑腾扑腾地折腾，门都要快卸下来了。还有一个老太太进去不知道锁门，外面一推，里面传出骂骂咧咧的声音。我往后仓看，几个妇女站在过道上聊得热火朝天，像在自己院场上，哈哈哈的笑声震得飞机都颠簸。

　　飞机一到广州，广东团友大包小包，肩背手提，急匆匆挤着下飞机——他们要赶去大厅里赶去取自己的行李呢！我曾经说过：广东文化的特点是俗气，我在飞机上的“遭遇”进一步佐证了我的观点。但是，我还说：（我们）广东人俗，俗得彻底，俗得可爱，俗得自信，俗得顶呱呱！这一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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