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4月，被击败的拿破仑宣布退位而被流放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但在1815年5月1日，他躲过监视出逃回到法国，立即获得旧将们的拥戴，重整旗鼓要复兴他的帝国。欧洲重新陷入恐慌。对此，罗斯切尔德的第一反应就是大量购入金银，以满足英军及其盟友的不时之需。1815年他转手给英政府的金银价值将近九百八十万英镑，远远超出了他一年前筹集的金额。这些生意的佣金一般在2-6%之间，利润肥厚。他如此不惜血本买断金银，还算计的是和拿破仑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失算了。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拿破仑被决定性地击败，罗斯切尔德则守着一大堆随着和平的到来而迅速贬值的金银。他准备用这些硬通货所支付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正是在这种危机中，他决定用手中的金银投资于英国政府的债券。如果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国民经济总产值两倍，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场豪赌，而不是胜券在握的“操纵”。他算计的是：战争的结束将使英国政府减少借贷，从而导致债券价值的上扬。1815年6月20日晚，英国媒体报道罗斯切尔德大量购入国债，引起了债券价值的上涨。当牛市形成时，包括他兄弟在内的投资人都纷纷抛售以兑现到手的利润，他则坚持不断地买进。到了1817年下半年，债券价值上涨了40%，他才出手，获得的利润相当于今日的六亿英镑。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他当然不可能操纵情报。他竞争对手的叹服倒是说出了实情：“我们谁也没有罗斯切尔德在金融操作时那样强硬的神经！”

　　“财政国家”与大国崛起

　　罗斯切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这种国家的特点是，在应付危机时不是通过内外掠夺、而是通过在金融市场的借贷，同时为了日后不断的借贷以及减低借贷的成本（利率），尽力维持政府的良好财政信誉。从尼德兰共和国到英国的立宪君主，这种“财政国家”屡屡表现出应付危机的弹性。罗斯切尔德比别的投资家更深刻的了悟此道，在关键时刻对英国政府的债券有足够的信心，这是他成功之所在。在滑铁卢之后，罗斯切尔德家族继续主宰了欧洲金融半个世纪左右，从债券的购买者变成了债券的发放者。在1815-1859年间，罗斯切尔德家族在伦敦为十四个政府发放债券，面值将近四千三百万英镑。到了1836年罗斯切尔德本人去世时，他的个人收入相当于英国国民总收入的0.62%。难怪有人说，没有罗斯切尔德点头，在欧洲谁也打不起仗。

　　罗斯切尔德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欧洲国家建设的一个侧影。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金融体制和贸易网络是由商人们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则是这些商人的制度依托。象威尼斯这样的城市，甚至崛起为欧洲的一方军事强权。但是，等到民族国家和专制君主崛起后，这些城市国家就不具备竞争的基本规模，丧失了历史主导。所幸的是，尼德兰集合城市国家而打造出民族国家，以其袖珍规模的领土，成为十七世纪的世界帝国。这种制度遗产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进一步发扬光大。要知道，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中，传统的统治精英重视土地，视商为末业，不耻为之。英格兰贵族中能出现威灵斯顿勋爵这样的将军，却没有罗斯切尔德这种把握国际金融、商业、和运输网络的人才。他作为一个在德国长大的边缘种族的商人，迅速进入并主导了大英帝国的财政神经中枢，自然会引起传统统治阶层的偏见，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但是，他的崛起，恰恰说明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开放性。其实在他之前，英国在“七年战争”就依靠着一批出身寒微的商人的优异服务。比如英军在欧洲大陆战场的后勤，仰仗的是一位有广泛贸易及货运网络的商人Richard Oswald，否则将士连面包也吃不上。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Richard Oswald因欧美贸易的经验而对北美殖民地有深刻的理解，并和富兰克林等等美国政要是朋友，进而在英美签署战后和解的协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英国的国家建设虽然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迅速成长，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政府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而无法扩张，政府职能有限，在关键时刻把军事后勤这种国家的关键职能外包给了商人，导致了一个阶层的崛起，也创造了现代的商业制度。

　　专制君主并非不想利用由城市国家的商人们经过几个世纪而造就的金融体系。但是，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和必须在各种契约的约束下运作的金融体制格格不入。比如，法国在十八世纪用了John Law这样一位极富金融才能的亡命之徒创造其新财政体系。John Law对荷兰财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懂得统治的专制君主，比起权威受到限制的君主而言，更有能力建立财政信誉并获得低息的信贷。”最后，他大权独揽，操纵着整个法国间接税、国家债务、金银币制造、路易斯安纳殖民地、垄断烟草进口和销售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与加拿大的皮毛贸易、法国与亚洲、非洲、印度的贸易等等。路易十四可以说“朕即国家”，John Law则可以说“我就是经济！”

　　以如此大的权力，John Law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财政机器。他因发行纸币而被称为“纸币之父”。他把路易斯安纳殖民地描绘得前景无限，不断发行股票、操纵市场和信息以维持其股值，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股市泡沫。“百万富翁”这个词汇，就是在他操纵的股市飞涨的时代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最终这样的泡沫无法维持。当泡沫破灭时，法国的金融体制也跟着被摧毁。法国王室的财政破产，成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可见，操纵情报、在股市中上下其手的阴谋，虽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但是在专制权力的庇护下最容易发生。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如果John Law被英国政府所用的话，他可以就成了罗斯切尔德；相反，如果罗斯切尔德为法国王室效力，他也许就成了John Law。把罗斯切尔德描述为John Law式的投机倒把分子，至少是知人而不能论世。

　　当年的尼德兰不过是西班牙帝国边缘的蛋丸之地，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中，在财政上拖垮了几乎垄断了美洲白银的世界帝国。英格兰无论比起西班牙还是法国，在资源和人口上也都小得多，甚至频频要担心对方的入侵；但最终却崛起为“日不落”的世界霸权。自中世纪以来的大国竞争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源充沛的大国的沦落和资源相对匮乏的“财政国家”的崛起。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国。但是，美国本质上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派生物，其崛起一直也是靠“财政国家”和金融市场的支持才有可能。因为大国竞争所动员的资源，远超出一国之国界。唯有金融市场才能自如地调动国际资源。看看当今的世界，真正的发达国家无不在这样的金融体制中运作。《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对这些问题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很值得中国读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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