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可惜这句话太不入潮流,忙碌的香港人不会有时间听的进去,因为现实的景况是,不阅读,会活的更好。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就在一则关于读书的小文章里描述过自己在香港访学时的亲历:内地文学教授羡慕着香港大学里那不受任何阅读限制,两岸三地、古今华洋皆可触及的图书资源,加之优厚的薪酬待遇,自然想当然的认为这里是做学问人的阅读天堂,可惜做学问并不意味着必然热爱读书,大学也不是闲情阅读的必然场所。几个香港教授哈哈一笑,说内地教授你外行了,教授也不过一种职业而已,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哪里又有时间读书呢?
所以香港一批坚守阅读思想的独立文化人,才会变着法子在书的选题、内容、排版、样式再到装帧、设计、插图,乃至书的型貌上一一创造出新的花样,以吸引那些可能只是不小心走进书店的过路客们,或者是那些观注外在“好看”重于实质好看的伪文艺青年们,慷慨解囊。
这本《书到用时》就是如此意义上的一个创新典型。出版社文化工坊,乃是香港本地年轻作家袁兆昌赶在今年4月29日“世界阅读日”之前,新近成立的独立出版社。做出版大概是每一个爱书人毕生最大的理想,然而理想容易实现,实现之后又如何维继之,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在香港难以解决的终极难题。是依旧按照读书人的思维坚持走人文艺术思想的路线,还是附应整个躁动的环境大氛围,搞搞工具书、教辅书、甚至淘金秘籍类指南书?
这样的问题必定曾萦绕在每一个出版人头上。妥协的结果,严肃读物轻装上阵,《书到用时》被压缩再压缩,成为了一本近正方的小巧袋装书,并被赋予了“掌可握”的潮流内涵——要知道,真正的爱书人是不会舍得将心爱的书塞在口袋里的,“掌可握”虽然便捷,但又如何可以体会到那种手不释卷的充实与满足感呢?出版社为了进一步迎合香港年轻人的口味,还专门请来了插画师在每篇文章的正文前配上桃红色的人物插画,青春的格调确实突显了出来,但却似乎又与读书的主题相突兀——真正的读书人哪里会在意书的花俏配图,书影也许比人物肖像,在这里会更为应景。
然而积极的一面说来,出版社也是良苦用心,无非冀望通过新颖的设计扩大销售,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多读书,多读有意义的书,毕竟香港是个读书成本远远大于不读书收益的城市,书籍的力量太过于微小,读书人和出版人都只能选择妥协。
只是难为了作者叶辉。撇去上述种种批评,这本书的内容绝对上乘。叶辉在香港有“民间学者宗师”、“文化界北野武”之美誉,可见真功夫的到家。这是一位会因为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逝世而推掉与友人的饭局,选择在家独自沉重思索的读书人,无疑,这样的读书人在香港是作为一种异类存在的,所以他们的阅读经验更显珍贵。
书到用时当为用,书的理想归宿是得其所用。在这本书里,叶辉从自己广博的阅读生涯里挑选出了诸多书籍,并以这些书籍为背景,去讨论各项时事议题。从严肃的政治话题,例如缅甸的袈裟革命、巴基斯坦流亡女总理贝布托的被暗杀,再到严肃的人文思想话题,例如左派的诞生与消亡、摄影的记忆与象征,以至香港本土热话的电视剧《溏心风暴》、蝙蝠侠来港、天水围的贫穷经济学等市井民生,叶辉总能顺手拈来,通过援引大量自己熟读过的书籍,或者作为论据,或者作为案例,透过事件予人的本相,去探讨内里的真意。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葬身书堆的悲剧,叶辉般出捷克作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Too Loud A Solitude)来暗讽香港的现实:喧嚣的是机器一样的世界,孤独的是废纸一样的人和书。蝙蝠侠在香港的风靡,叶辉看到的却是思想家齐泽克所提出的“普遍性三层次”:全球化的普遍性之下,资本形式与国族的关系,不一定是强制的压迫,也可能是某种自我殖民化,是对文化平等革命的普遍需求。
书到用时当为用的第二层意思,读书人要学以致用。读书虽然出于个人爱好,“学问只在自修”,读书人也好讲究一个读书人的傲慢之气和独有的姿态感,但是倘若与寻常社会生活相脱离,关起门来独自品评,则未免有些敝帚自珍小夹子气。满腹经纶,不必然说需要拯世济民,但至少应该有能承担和公众相呼应的勇气,通过个人的思考和阅读轨迹,带动整个社会的思考和讨论,甚至因此可以培养出哪怕是一点点普通大众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这正是香港极度缺失的)。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文章在刊物发表,便是供公众阅读的‘响应’。不一定要树立什么读书人的形象和权威。”
只是这两点,在“娱乐至死”(作者语)的香港,在这座不读书的城市中,显得多么的冷清与落寞,知音寥寥,书到用时,弦断无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