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住的城市里有一个话剧团，有时会逆流演几个剧目。比如，大家都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他们却上演《钗头凤》。因此，很有些名气。剧团就靠“角儿”支撑，这个团有几位演员，功底深厚，演技精湛，在本市家喻户晓。其中一位男演员，擅长演《雷雨》里的资本家“周朴园”一类的角色。此人颇有风度，气质好，在身不在貌，所谓含而不露，藏而不显。站在舞台上，无论一袭长褂，还是西装革履，转身、坐下，掸掸裤腿儿，扶扶眼镜框，举手投足都是戏，他嗓音有磁性，胸腔有共鸣，念白非常吸引人。据说，他不用麦克便可将每句台词的最后一个字送到剧场的最后一排，观众听的真真切切。

　　文革来了，样板戏里没有话剧，剧团便不再演出。演员白天在剧团接受批判或者批判别人，晚上都流散到社会各干营生。又过了一阵，话剧团驻地被“样板团”占领，演员们便被安置在一座公园住下。他们的住所旁边，是关押动物的笼子，一群猴子，两只狗熊，还有几匹狼、狐狸。那时候，动物也吃不饱啊，夜里每每因饥饿低首悲吼，或者望月长嗥。演员们从梦中惊醒，惊恐万状，拥被围坐，彻夜难眠。有人因此得了神经衰弱。

　　故事就从“周朴园”开始。

　　开始，“周朴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人物”，批斗、检查、游街，百般折腾。后来，造反派策反成功，他老婆“繁漪”决定投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挺身而出揭发“周朴园”，造了他的反，不仅划清界限与他离婚，还把孩子领走藏起来。“周朴园”后院失火，彻底孤立了。团里人看出造反派故意整他，再没有人敢帮助他，甚至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只好自己搬到动物园住。

　　那时候，“周朴园”已经四十多岁，独身一人生活，他不会做饭，不会买菜，不会洗衣，不会料理自己，甚至连写检查都不会。且夜夜与动物相伴。那年的冬天，寒风，冰雪，夜间的兽鸣，房间里充满呛人气味。再加上外有单位批判，内有“前妻”揭发，急心攻火，三下五去二，便得了一身病，苦不堪言。

　　一日，“周朴园”挪着去医院看病，门诊的医生有认识他的，便来默默陪伴，也有好言相劝，凑点粮票好叫他买着吃。有人又开出化验单，叫他做个检查。

　　“周朴园”拿着单子到了化验室，遇见化验员王姑娘，这一见，转瞬电光石火，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

　　王姑娘头年从大军区文工团退伍，年方十八，生的很漂亮，皮肤白皙，头发乌黑，苗条身材，举手投足都是动作，两眼飞光流莺，顾盼有神。王姑娘政治上很是进步，是带着入党预备期转到地方的。

　　王姑娘看到“周朴园”来化验，照例热情接待，抽血、检验，与别人并无二样。只是觉得“周朴园”的姓名有些耳熟。原来，王姑娘在部队文工团是演短剧的，对话剧非常爱好，时时雕琢演艺，孜孜以求。当“周朴园”走后，化验室其他人告诉王姑娘其人其事，王姑娘瞪大了眼睛，先是惊讶万分，继而欣喜若狂。

　　王姑娘听人讲了些“周朴园”的事，她是演员出身，自然能想到这样的“名角”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尴尬和不堪，同情心油然而生。她偷偷取出化验结果，打听到“周朴园”住的地方，下班后自己悄悄的过去了。

　　到了“周朴园”家，眼见到一位有成就的话剧演员，就因为演戏演的好，就因为演了“周朴园”，遭受磨难，住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小房子里，家徒四壁，除了冷清之外，就是绝望和无奈。王姑娘心生不忍，当即撩下外衣，动手打扫卫生，收拾屋子。

　　一个姑娘就是一个春天啊！一番整理，小小的房间焕发生机，煤火生起来了，炖上一锅白菜粉条，一箅子窝头捏得有模有样。“周朴园”脸上透出红润，美滋滋和王姑娘吃了顿有味道的饭菜。饭后，“周朴园”好好哭了一场，王姑娘坐在旁边的杌子上，默默看着他。

　　从那以后，王姑娘隔三岔五来“周朴园”家，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洗衣服，小屋里时时传出笑声，传出“周朴园”磁性、有穿透力的朗诵声，传出两人对台词的声音。等到众人知道王姑娘和“周朴园”关系密切时，已经晚了，两个人已经相爱了！

　　“周朴园”比王姑娘大三十岁，显然，这是一段苦涩的爱情。以后两个人遭受的苦难，精神上的折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王姑娘的单位开始对她施加压力。但是，完全找不到理由，也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在工作上百般刁难她。把她从化验室调到供应室，还点名叫她清洗回收纱布。王姑娘根本不听那一套，我行我素。到了第二年冬天，两人相识有一年时间，王姑娘干脆搬到“周朴园”家，住下了。

　　“周朴园”的单位也对他百般批斗，又不好说什么，就是批他“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毕竟戏里戏外，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看到如此浪漫之事竟然在文革的风暴狂潮中出现，都暗暗对“周朴园”伸大拇指。批斗会每每演成小品。

　　王姑娘的单位看到施加政治压力反而促成好事，气急败坏，就把王姑娘发配到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工地卫生所当卫生员，白天随工人出工，夜里值班。那时候，王姑娘已经有了身孕，每个星期六晚上，她乘火车从工地回到“周朴园”身边，在车上待一夜，进门就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工地，不影响星期一上班。

　　“周朴园”和王姑娘的生活，真是非常艰苦，还要顶住整个社会、单位的政治压力，流言蜚语。当然，对王姑娘来说，她还要顶住家庭的压力。这些，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也能想象得出。

　　就这样过了几年，孩子渐渐大了，两家单位的人看见他们确实真情实意，着实令人感动，对王姑娘的管制松了些，还允许给她办理铁路免票。“周朴园”的日子也好过了些，单位叫他搬回来，分了一间房给他。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周朴园”的。

　　有一次，我和好友乃普等几个人在“周朴园”家闲聊，大家默默看着王姑娘里外忙，悄声数落“周朴园”，哄孩子。稍停，乃普问了王姑娘一句大家憋在心里的话：你开始就知道这是一段苦日子吗？

　　我怎么不知道。王姑娘说，晚上睡不着，头发大把大把掉，最后还是下决心，和他好了。

　　她又说，我就是看不惯那些整他的人，看不惯人家整他，文化革命是整走资派的，为什么要整他？他有什么罪？我是个当兵的，是个小化验员，也没有什么大本事，就是想叫他过上人过的生活！

　　我们几个认识“周朴园”夫妇的医生在一起议论时，也不禁对王姑娘感慨，这是一颗怎样的心啊！才能这样怀着关切，怀着爱情，怀着如此的宽宏大量的情感，将一个绝境中的演员，一个在政治上被划到“黑名册”里的人，紧紧地保护在自己心里，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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