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还可以施展其政治力量。可以改变用于评判市长政绩的衡量指标，这些指标不仅包括他们所管辖城市的GDP 增长率，还要包括他们与其他地区官员的协作和推行高效能源政策的情况。按这种方式重新设计激励制度，则可转变“不计代价增长”的观念，并使那些帮助中国以更高效的方式实现增长目标的市长得到嘉奖。另外，中央政府还可以赋予大都市更多的自主权（比如中央近年来对中部城市重庆的做法），使它们摆脱省一级的预算审批和工作议程，而这种审批和议程可能与优化城市发展不协调。目前，除了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外，其他所有城市均由各省政府管辖。

　　中国即将迎来大规模的城市化。仅仅二十几年后，将可能有2/3的中国人（10亿）生活在城市中。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这一前所未有的变革能够尽可能顺利地完成。在中国，鼓励发展最大城市将会带来最大收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这个国家的不利影响。

　　城市管理

　　无论未来的城市化向着怎样的愿景前行，中国城市的领导者都必须妥善处理好增长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他们在4种城市化模式下需做出的权衡。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中国遵循何种模式，城市领导者都可将工作议程的重点转向提高城市的生产率，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一些城市（如武汉）已经尝试推出这类计划。

　　如果能够在全国推行提高城市生产率的措施，到2025年，每年所需的公共支出总额将减少1.5万亿元人民币（2140亿美元），水污染将减半，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将减少1/3左右。私营部门的节约将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1430亿美元）左右，主要是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这些措施分为4大类。

　　密集发展。城市应向上发展，而非向外发展，因为发展密度越高则能源效率越高，从而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可利用区域规划手段来控制给定地块上所允许的建筑面积，比如规定容积率，这些手段能有效地引导围绕交通枢纽的密集发展。

　　需求管理。城市在继续建设供给端的基础设施的同时，还应该开始对资源需求加以管理。建筑法规可以强制修建高能效建筑，还可以通过实施阶梯水价（用水量越多，水价越高）来鼓励节约用水。在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如果都使用节水型的淋浴和马桶，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基于技能的增长。高附加值工作的生产率更高，污染更少。所以，城市应该对劳动力教育进行投资，尤其是要提高大学毕业生的素质。一个有效措施是，将高等教育机构的考核指标从招生数量改成毕业生的就业率。城市还必须采取措施，鼓励高学历者留下来。比如，可以制定在当地用人单位的实习计划，改善休闲、娱乐、文化和医疗等方面的设施。

　　公共部门生产率。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公共支出减少总额中，几乎有2/3将通过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来实现。全球各地的市政府都在努力解决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中国城市也应该加入这一潮流。例如，在医疗方面，应该鼓励更多地使用基础医疗设施，并推出一些鼓励医院改善其经营的激励措施。如果城市管理者加强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也能很快收到成效。

　　注释：

　　1本文所使用的2007年人口数字是根据我们的中国城市化模型得出的估计值。

　　2参见 Diana Farrell、Ulrich A. Gersch 和 Elizabeth Stephenson 所著“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价值”，《麦肯锡季刊：为全新的中国消费者服务》（2006 年特刊）。

　　3参见 Diana Farrell 和高安德（Andrew J. Grant）所著“迫在眉睫的中国人才短缺”，《麦肯锡季刊》，2005 年第4期。

　　4我们的结论是在考虑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经济史之后得出的，仅适用于中国。其他国家的最佳发展模式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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