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3年创立自己的品牌以来,Walter van Beirendonck一直在构建自己的时装游乐园。1987年,他与另外5位比利时设计师在伦敦设计展上举行发布会,名字就叫“让我们讲个童话”,其天马行空的设计引起了时尚界的轰动,史称“安特卫普六君子”,他被认为是其中最具才华的一位。他的设计直接、强悍,有着肆无忌惮的想象力。他就像一个尽情享受创造欢欣的孩子,在自己的时装游乐园里嬉戏遨游。
也许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使其一路走来,无论是90年代的W.&L.T.,还是后来的“美学恐怖分子”,以及本身的Walter Van Beirendonck品牌,都广受欢迎,创造出与“解构主义”、“极简主义”等迥然不同的时装新潮流。随着H&M与ZARA等Easy Fashion的冲击,今天的时装变得有些无趣,也许是时候再次进入Walter的游乐园,找回时装游戏的快乐与天真。
Gerdi Esch对话Walter van Beirendonck(Q=Gerdi Esch A=Walter van Beirendonck)
Gerdi Esch:比利时知名时尚评论家,《A Magazine》杂志主编,安特卫普时装学院的教授。与Walter Van Beirendonck一起推出了《N°A》、《N°B》等系列杂志。同时她还是“弗兰德斯时装研究中心”及“当代时装文献网”(CFA)的创始人之一,一直致力于推动比利时时尚业的发展。《新视线》有幸邀请到Gerdi Esch对WalterVan Beirendonck进行专访,以展现这位以童趣搞怪著称的设计师的游戏世界。
Q:你创作于1980年代的毕业作品是关于昆虫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买了你设计的一件肩上缀着两块毛皮的夹克,看上去跟毛毛虫似的。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童话吗?
A:到后来我才发现讲故事是我的特长,我的作品都在讲故事。有时候是童话,有时候不是,但这些故事总是跟幻想和幻想中的世界有关系。无论是给孩子还是给大人看的作品,我努力的方向都是想出一个跟这个幻想世界相关的事情,并为它设计出人物和情节。
Q:那可以说童话就是每组作品的灵感来源吗?
A:不是。故事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随着作品进展,会不停改变和完善。随着研究的深入,作品慢慢有了名字,头绪也聚拢起来。通常情况下,故事完善成形需要六个月时间。
Q:在1987年的伦敦设计展上,你用一个巨大的蘑菇来代表“让我们讲个童话”的作品。你当时穿成小矮人的样子,模特儿也都是那样。你为什么对小矮人那么着迷?
A:在那个作品里,我把童话元素和更阴暗、更粗犷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我用的模特都是强壮的、蓄着胡须的男性,但我给他们戴上了红点点的大帽子,让他们在比例上还是小矮人的样子。早在那时,我就被这种纯真和粗犷的对比深深吸引,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此。我会把一个童话故事作为初始点,然后用对比性的元素来突显它的存在,来获得某种平衡。那时候,我在尝试的是将维多利亚内衣与土耳其凉鞋结合起来。这种混搭风格可以表达许多东西。选择红帽子、大蘑菇、童话书和小矮人完全都是出于自然,因为它们恰好跟我要讲的故事契合。
Q:你看起来就像个大矮人。也许你是那种一到晚上就爬起来,趁所有人睡着的时候偷偷做衣服让人开心的那种大矮人。
A:我晚上也是睡觉的,真的!!(笑)我很高兴人们看到我设计的衣服会开心,他们还会在街上拦住我,告诉我设计的童装系列真好看。但这一切都源自跟人交流的愿望。有一股比你自己还强大的冲动,要去一遍一遍地告诉别人你的想法,来做一个系列。无论画画还是雕塑,都是创造欲的体现。但我确实不是昼伏夜出的小矮人……
Q:你用乳胶材料(Paradise Pleasure productions系列)、编织面具(Pixydust系列)、小矮人(let’s tell a fairytale系列)、穿着粉红色长袍的男人和“美学恐怖分子”描绘了属于你自己的仙境。仔细看来,这些绚烂的色彩实际上有些误导作用,因为它们掩盖了其实非常悲观的童话。你的仙境是否正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隐喻?
A:确实如此。我常常想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融入到作品中去,这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把我的作品当作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反应。虽然有时我创造的“仙境”显得有些悲观,但它总会包含一些有趣、多彩、鼓舞人心的东西。这也正是我希望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更全面、更客观。通过这个幻想的世界,我希望让我自己的思维具体化。一般情况下,最终的结果都是一些奇幻的人物或更为极端的人物,那正是我工作的激情来源。
Q:你对这个世界有很多想法,包括很多热点话题和未来走向等等。每个设计师应该都在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你经常公开地谈论这些看法。
A:我公开地谈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想要对此作出反应。我想每个有创造力的人都应该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别人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比如说,我在报纸上读到,当今仍然有两成的年轻人对同性恋的存在持震惊态度,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是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我必须作出回应。当然,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并不是第一个作出回应的人,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我的服装设计中读出这些想法。但我仍然认为,不管是作家还是艺术家,一个拥有创造力的人有责任时刻提醒大众,世界上有些事并不对。我也很在乎我的作品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和人们对此的反应。正是这种联系让我觉得很重要。
Q:在不做设计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
A:别的事情。但通常我都在设计。我随身带着一个草稿本,写下冒出来的想法。不做设计的时候,我总在忙着做计划、协调、选择衣料和染料。设计本身只需要很短的时间,通常只要连续工作几个星期就行了。然后,自然还有修改阶段,但单纯的设计并不长。
Q:我是说你不工作的时候干什么……
A:联系展览,腾时间。但就算是那些时候,你的头脑还是运转的。每件事都相互联系。我喜欢阅读,经常坐下来读书。但总的来说,我的业余时间并不宽裕,因为参与的计划太多了。
Q:你画过连环漫画,在2001安特卫普时装年创办了《N°A》、《N°B》等杂志,你请Marc Newson设计了一家童话风格的商店,你给U2的Bono设计过T恤……你为什么要涉足如此多的领域?
A:因为那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你只是在做服装系列,就会感到限制。我真心地喜欢这些其它的工作,它们可以激发我的很多灵感。不管是与安特卫普政府合作给公务员设计制服,还是你刚刚提到的许多项目,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不同的挑战。与拥有创造力的人合作是一件美妙的事,能让你自己的创造力最大化。这就是我跟Mark Newson,Bono,Mondino,Jurgen Teller,Stephen Jones合作的最大收获。在那些时刻,你好像多了一对翅膀。你可能本身就有一些想法,但如果跟人合作,就有可能把某些想法深入化,做出绝妙的作品。这给了我很多乐趣,也正因如此,我很情愿抽出时间来做这些计划。
Q:让你印象最深的人是谁?
A:毫无疑问,Dirk (Van Saene)是我生活中各个方面最重要的人。我们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现在已经33年了。可以与完全理解你、有话说、可以依靠的人在一起是幸福的事。除了Dirk,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实际上我经常被那些不遗余力地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感动。比如,一个曾经在绿色和平组织工作的人,现在驾着自己的船出海去保护鲸鱼了。还有安特卫普热带研究所的Peter Piot,他在非洲做艾滋病研究。这些都是让我感动的人。他们工作的第一目的并非为了赚钱,我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了理想而奋斗。
Q:你对新出版的《Walter——最惹争议的安特卫普时装设计师》满意吗?
A:我想是的。很高兴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多可能性。我想要的其实是一个讲述我如何工作、思考和生活的故事,因为毕竟这之中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我想解释。有些人可能会很熟悉我的很多作品,但不知道这些图案代表了什么。这本书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我不给自己强加任何东西,也不故意让别人震惊。绝对不是,它们都是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它认真地试图解释这一过程。我也很喜欢《N°A》、《N°B》的艺术总监Paul Boudens为本书所做的设计。他一直紧密参与我的创作,令我们显示出了某种默契。
Q:你是安特卫普学院时装系的主任,你跟学生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或者,你想跟全世界学习时装设计的学生说些什么?
A:我想告诉他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这是最重要的。这些观点需要时间来培养,也是四年的学习中我们努力向学生创造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教他们一些东西,但也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去拓宽自己的边界,去尝试更多,走得更远。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想象力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限制他们,他们可以尝试任何东西,我觉得这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点。他们可以独立工作四年,形成自己的个性,因为这才是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基础。同时,也要锻炼耐心。你可以看见很多年轻人都非常急躁,我想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代人总喜欢快,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慢下来,磨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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