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当时美国的《生活》杂志还没有倒闭,我还能从上面发现好多好照片,其中一期的一张照片,是波尔波特的队伍投降,一群面目冷漠的士兵站在镜头前,画面中央那个士兵的目光让我不寒而栗。大概是从这张照片开始,我对波尔波特、红色高棉、对柬埔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直到最近才去柬埔寨转了转。七天的旅游,时间大多花在吴哥窟,在金边呆了两个晚上,但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能出去转转。目的地当然是S21监狱博物馆,那里的压抑气氛让我想起10年看到的那张照片,我在那里买回来一本书《S21的声音》和一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
2月17日,旷日持久的红色高棉审判又迈进了一步,金边开庭审理康克由,他就是S21监狱的领导,他的另一个名字杜切更为人熟悉。他管理下的S21是红色高棉的秘密监狱,大约曾关押17000余人,绝大多数囚犯都被处死。《S21的声音》一书作者,把这座监狱和纳粹集中营做比较,他说,纳粹集中营的犯人,都知道自己将被处决,死之前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S21的犯人,也大多要处决,但他们被投入到一个荒谬的司法系统中等死。这里要进行无休止的审讯和刑讯逼供。
当年有记者问波尔波特是否了解S21监狱,这位总书记回答:我对大事情做重大决定。我要告诉你,吐色楞监狱S21是越南的宣传,是记者写出来的。人们老是谈论吐色楞吐色楞,我第一次听说吐色楞是通过美国之音。的确,总书记未必知道一个秘密监狱是如何运转的,但一个监狱能很清晰的说明了这个社会是被什么样的人控制,又是怎样运转的。
(这是个南斯拉夫作家说过的,参见躲猫猫事件报道)
当年的一位幸存者也拿S21和纳粹集中营比较:“波尔波特运行的是共产主义,但其实是法西斯主义,比法西斯还残酷。纳粹德国不杀自己人,他们只杀外国人。波尔波特杀害自己国家的人民,杀了300万。”
(纳粹和共产主义被放在一起说,这是个固定词组)
反人类罪、战争罪、预谋杀人罪,这是起诉杜切及其他一些红色高棉人物的罪名,关于那段时间的历史,柬埔寨各个旅游景点都有不少图书在卖,肖特那本《波尔波特》又厚又大,另一本《一号大哥》就薄一点儿,个人视角的有LOUNG UNG所著的《他们先杀了我父亲》。还有一部电影叫《杀人场》,根据《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改编,讲述一个翻译怎么从柬埔寨逃到越南。
1979年1月,越南军队打进金边,但红色高棉的故事远没有结束。杜切1996年随英萨利的部队起义,一度担任三洛县教育局局长,他开始为美国的难民救助机构工作,改信基督教,1999年3月,一个英国摄影记者到三洛采访清除地雷工作,发现了消失20年的杜切,一个月后,这位记者和《远东经济评论》的一位同行再次来到三洛,直接追问改名换姓的杜切,杜切承认自己的身份,并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又过了一个月,他被逮捕。随后被关押了10年,直到一周前出庭受审。
《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这部纪录片里,导演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就是让S21监狱的幸存者和当年的看守重回现场,那些看守们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组织”,如果我们违抗组织的命令,我们就会被杀死。如今,杜切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护,“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只是负责审讯和向中央报告。”
那个纪录片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有个看守重演他当年如何对待囚犯的,他面对空空的房间大声呵斥,一遍遍开门锁门。
在柬埔寨旅行,乡村中处处可见“柬埔寨人民党”的蓝色招牌,那真是一个个的战斗堡垒,让人不得不佩服洪森的政治手腕。如果对柬埔寨最近10来年的政治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场审判将会非常复杂。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是从一连串的误解开始的,或者说,是被一连串荒谬的教育误导的,现在,我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回来,有了点儿感性认识。比如那位我们从小就熟知的西哈努克,大仙已经为我取好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嘻哈和努克”,这个题目实在太准确了。
那位给我留言的老石,你在金边呆了多久啊?要不我再回金边去看看?
阿伦特当年写《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她以艾希曼为标本,来分析极权主义的土壤。这样的分析远比所谓“伸张正义”来的更为深刻。但是,我怀疑,这场发生在邻国的对于极权主义的审判并不能再给我们的思想方式带来什么新的刺激。还有,不用怀疑,我写不出阿伦特那样的报道。
如何看待红色高棉呢?
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阿伦特
徐贲老师那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简直可以算是阿伦特的导读,里面有一些章节,算是讨论了牛博网、豆瓣小组这样公共空间问题,前两天看了崔卫平老师《我是一只草泥马》,才知道豆瓣上有那么多小组都被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