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手册上说,神经质的旅行者不要去参观S21监狱博物馆,我在皇宫里转了一圈,迫不及待跑到外头,跟出租司机说:“吐色楞!”Tuol Sleng,这是一所由中学改建的集中营,代号S21,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这里关押过的上万名犯人大多被拉到金边郊外的“杀人场”处决。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入金边,两名摄影师发现了这座监狱,他们看到了血迹,尸体,随后在附近的住宅中发现了监狱档案,这个地方立刻被封锁。越南人请来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记者来参观,吐色楞慢慢建成了一座博物馆,成为金边旅游的一个景点。
说是博物馆,其实基本维持监狱的原貌,甚至就是学校的样子,四座教学楼,围合着一个操场,我从左侧第一栋楼看起,每个小屋都是一张铁床,床脚下有镣铐,墙上是一幅当年关押者的照片,这样重复的看过几间屋子,我就坐到操场的长椅上抽根儿烟,缓缓。右侧的教学楼是当年的行刑室,摆着刑具,墙上是油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真实的描绘当年行刑的场景,从这里出来,就得在长椅上抽两根儿烟,多缓会儿。操场上有树,开着白色的花,从附近的***大道和西哈努克大道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提醒你只是到这里旅游,晚上还有一顿丰盛的柬埔寨饭菜等着呢。
但我总忍不住会设想,要是我被关在这里该怎么办呢?审讯员提问:“老实交代你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来?党把你抓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交代吧。”按照监狱的规定,我必须立刻开始回答,拖延时间就会挨一顿鞭子。相比之下,纳粹集中营也是等着被处决,处决之前有繁重的体力劳动,但S21的荒谬在于,你不仅等死,而且被投入到一种司法程序中等死。这所监狱的领导,浑名杜切,原来是个数学教师,喜欢在审讯记录和档案上用红笔批注,他一定迷恋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的搭档中也有几位老师,杜切直接向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宋先汇报,这位宋先也做过中学老师,后担任红色高棉司令,90年代他和他老婆云雅特都被波尔波特处死,罪名是“间谍”。他抓了多年的“党的敌人”,最后被当成“党的敌人”给干掉。看一看红色高棉的历史,这帮领导人躺在木床上,挂一蚊帐,开会就取消货币,就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杀人如麻又相互残杀,轮不到我来悲天悯人,但允许我觉得荒唐可笑。这位波尔波特,也做过中学老师。
巧了?可能也不巧。我上初二的时候,忘了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政治老师让我写检查,必须写到5000字,写不到5000字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不深刻,我写啊写,400字的稿纸真写了10多页,我还记得那晚上我写完了之后那种成就感——原来我有写作的才能啊!而我那位政治老师,无疑有审讯的才能,如果有一天,我们那所中学也改造成监狱,他一定申请留在那儿工作,每天让10个犯人写5000字的交代材料,然后自己拿着根儿红笔批注。等我上到初三,我的写作才能终于得到了认可,那时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我们都要写观后感,我正经读过这小说,看了电影之后挥笔写出1000多字,我的作文被贴到学校的黑板上展览,得奖了。可那时候我哪里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越共柬共到底是咋回事。
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写过一本书叫《避难所》,Asylums,也许翻译成“疯人院”更合适,这位学者把观察的对象放在学校、精神病院、修道院、军事单位、医院上面,在他看来,这些地方有共性,那就是把一堆人圈起来,跟外部社会暂时没啥联系,这些地方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改造你们Y的,其认定的价值就是社会秩序比个人要重要的多,个人的破坏性要被限制,个人都要表现得“正常”。
戈夫曼先生为了写自己的论文,真的去精神病院工作了一年。肯·克西,当年也在疯人院里工作了一年,他后来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本小说叫《飞越疯人院》,我喜欢这个电影,我还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好多次看到酋长砸开窗户逃向原野,看到安迪爬过地沟重获自由的时候都会潸然泪下。后来我还看过张元导演的《看上去很美》,他把那个人人都要争戴小红花的幼儿园描述得很准确,堪称少儿版的“飞越疯人院”。
也有人试图从吐色楞监狱逃跑,监狱长杜切就给保卫干部写备忘录:咱们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有人跑出去,秘密就会泄露,我们的工作就不神圣了。我在监狱里又转了转,感觉从这里跑出去决不会像《越狱》那么难,可红色高棉那阵儿,整个国家就是个大监狱,又能跑到哪儿去呢?在操场上又透了口气,从这里离开,我到河边找了个法国饭馆,大吃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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