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现象。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制造了大量优质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维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低物价，并积累了相当数额的外汇资金。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运行和货币决策中，依然根据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的货币政策框架，习惯性地把这种低物价归结为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结为高明的宏观政策，而没有能够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握全球物价的走势以及本国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

　　于是，没有为全球化做好充分准备、也没有为中国等迅速发展的经济做好准备的欧美央行，在实际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来的低物价条件下，放胆大规模扩充流动性，种下了次贷危机得以酝酿的货币环境的根源。在20国首脑峰会的公告中，这一决策的错误被含蓄表述为“宏观政策框架缺乏一致性”。

　　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及特定的出口依赖性的经济结构，只能将这些外汇资金以外汇储备等形式回流到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为其高负债提供融资，并维持了其长期保持低利率、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可以放心地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的过度投放、住房信贷市场和次贷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将金融风险积累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程度。应当说，次贷证券只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会被打破，形成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这样看来，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这种过程本来可以不必表现得如此惨烈，特别是如果美国意识到此前高速增长的低物价并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美国的通胀并没有象部分美国学者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在新的条件下“消失”了，那么，美国完全可以适当的扩大出口和抑制进口、以美国经济内部更为主动的结构调整来逐步化解这个失衡。很可惜，这一次全球化走在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前面。

　　虽然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通常被表述为全球经济从此前的显著失衡转向再平衡的过程，那么，再平衡点究竟在何处？显然，这种再平衡不可能重新回到每个国家自求贸易平衡的所谓传统的平衡年代，而是促使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金融决策重新寻找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国际环境的运作方式。

　　2、危机是对过大规模的金融部门的再调整

　　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全球金融部门的盈利几乎占到各国企业盈利的30%以上，美国金融部门的盈利甚至更占到整个美国企业盈利的40%以上，这是一个日益脱离现实的金融服务需求、开始越来越转向“自我创造金融服务需求”的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发展阶段。这种在高杠杆比率推动下的金融部门过分扩张，在贪婪的华尔街推动下，一直找不到自我约束的边界，只能以危机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调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分析说，这种自我服务的金融活动，实际上类似于消费者拿出资金让华尔街去赌博，赚钱了分给华尔街一大笔，亏钱了由消费者买单。他认为这样的金融运作机制，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这种对金融部门过分高杠杆扩张的危机式调整，使得中国的金融界日益清晰地意识到金融体系深深立足于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各国央行实施全球化时代的金融政策，但是，从次贷危机的演进看，可以说全球央行没有为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做好货币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在面临高增长、低物价的时候，各国央行把低物价作为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低物价背后的原因。当2000年美国IT泡沫破灭时，为避免经济陷入危机，美联储没有采取在理论上应该采取的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措施，而是采取低利率和美元贬值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用一个泡沫来替代另一个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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