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在上海是地标,是象征。打开门,它是无数游客抬头瞻仰的旅游胜地。关起门,它是摆在闺房,被偶尔念起的妆台饰品。也许太过熟悉的目光,让曾经沧海的历史轨迹,逐渐被繁华、时尚、精致的辞藻消磨,被熙攘嘈杂的声音淹没。海纳百川的万国建筑群,扎实的就在眼前,千万人从它面前走过,纪念只剩一张留影。专家说,建筑只是表象,背后的故事道之不尽……
大型人文纪录片《外滩》,因“世博”风生水起。首部90分钟纪录电影与5集电视纪录片已于2009年8正式开机。著名纪录片导演周兵将率《故宫》团队,深度挖掘“外滩”屈辱与梦想的传奇一生。
因为“外滩”的国际化气质,此次的制作团队,也招揽了英、法的纪录片导演做顾问,美国“国家地理”的专家参与策划。周兵此次则借鉴电影手法拍摄纪录片《外滩》,实践了“真实再现”的手段和最新3D动画制作;以人物情感为主线,加深故事情节;用蒙太奇式的剪辑,制造情绪,梳理人物命运。“每次创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博弈。你会跟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需求、不同想法的人沟通。你用每次的创作去妥协,最终呈现的大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而我们,只是尽力做到完美。”
Q:纪录片《外滩》的电影版主要以人物情感为主线展开,会有哪些人物脸谱?
A:我们熟悉的上海滩上的名人张爱玲、杜月笙等都会出现。但我们主要想通过展现周璇这个人物贯穿影片始末。最初,我设计的主角是以男性为主。但前阵子有个在国外做导演的朋友告诉我,一座城市在欧美,更多是母性气质。其实从创作上讲,我也一直想放一个女性的主人公。名单里有过董竹君、李香兰等,很多人选,后来确定周璇,是她一生走过的时代,跟外滩的历史转折刚好合拍。1920年代出生,30年代成名,沦陷时期,她在上海也有很多活动。周璇的个人命运、脉络与历史交代都相辅相衬。但关键还是看个人的表达。生活在上海不同时代的人,都抱有不同的梦想,周璇则代表那个时代女性的梦想实现,这对任何时代的观众都可产生共鸣。一个成功女性背后的坎坷、个人情感生活还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周璇也恰好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
Q:剧中又将如何表现张爱玲这一人物?
A:更多是通过剖析她的作品中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觉,包括她情感上的经历。
Q:电影版除讲述个人命运外,还会涉及哪些历史节点?
A:一定也有信息叙述的功能。比如外滩是怎么形成的?像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样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上海和外滩的发展也一定有深远影响。又比如,其间发生过几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商人,像胡雪岩、叶成忠等个人发展轨迹也是叙述的节点。目前故事设计从英国人赫德来到上海开始,他就是后来的海关关长,在上海执掌海关长达40年之久。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我们都知道以前的外滩只能住外国人,但从那年开始,中国人被应允长期居住在租界,我们通过串联类似的重大历史转折,呈现《外滩》的生命历程。
Q:您对上海或外滩有个人情结吗?
A:都说上海精致、细腻、温柔,我经过这段时间对上海的考察,包括看影像资料,还逛了外滩,浦东金融街区,上海最高的酒吧,很多早期的租界,你会发现它时尚、精巧的一面,但同时也积聚巨大的能量。所以,我对上海的定义是,伟大和魔幻。这不是恭维话。所以我在拍摄同时,也希望表现出上海的伟大和魔幻的特质,因为它真的创造了很多让人难以想象的东西。
Q:这次拍摄纪录片《外滩》和《故宫》有何不同?
A:故宫非常古老,它就像一座文物,缺乏的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气息。我当时的念头是如何把它拍活,并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故宫宫殿的辉煌、文物的精美,这些都和我们的生活有点距离,我怎么把这些东西拍得有情感,又有感悟,这是我当年想去做的事情。但上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我觉得外滩就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活的,它本身就像一个人,并活了160多岁。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或固化的东西,是动态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想通过这个活体在历史和现实中抓住最打动人的场景、人物,并尽可能完美地组合一起,然后传递给观众。我觉得功能可能是多样的。首先,《外滩》传递的是历史信息;第二,有我们常说的思想性,你得表达你自己。你导演的价值得体现于此。第三,要表现出情感,就是人的内在的情绪。不管是周璇、张爱玲、杜月笙,还是普罗大众,还有建设外滩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与,上海才变得如此国际化。
Q: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你的使命感是什么?
A:现在一直在讲文化的“软实力”,在讲“走出去”工程。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化创作者来说,我是一直做中国古代文明的学习和研究的,包括近现代也是,你会发现不同时代,都有很多可以流传的伟大作品,不管是小说、音乐或绘画。但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二三十年后,能拿到世界上或者未来还觉得可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其实很有限,觉得很渺小。所谓的使命感,其实就是,既能继承老祖宗特别好的优良传统,又能跟当下国际结合,能打动别人,并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作品。但就算完不成,也必须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