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驰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其模式上的弱点，而是中国企业家在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偏执造成了顺驰最后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因为顺驰扩张得太早，其扩张的机遇远远不如在2006年开始实现规模扩张的企业。但顺驰显然为中国房地产的同行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在2006年，国内知名的房地产企业先后开始扩张之路。顺驰提出的百亿销售在2004年还被同行嗤之以鼻，但到了2006年，中国房地产销售突破百亿的企业成批的出现。

　　企业的跨区域规模扩张无疑在挤压其他城市房地产企业的生存空间，许多二线城市的龙头企业在空间受限的情况之下被迫开始选择异地扩张。

　　这种扩张到了2007年，为资本市场所推动而达到了极致。规模扩张的逻辑是建立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那些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必然在土地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并最终在土地市场中挤掉那些中小开发商，实现房地产的垄断与集中。

　　但一种观点是，中国城市化的不均未必将导致城市化进程形成梯度，也即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当中所提到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与四线城市。这种划分基本可用城市化的指标来进行。有趣的是，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之间有巨大的房地产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二线到四线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依然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各类企业生存提供了土壤。

　　我们时常看到的是万科占有了市场的多少份额，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中国房地产还有多少未曾开拓的市场。在现有的市场当中评估市场占有率是否正确？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集中会在何时？有人认为应该是中国各类城市城市化水平开始趋于平衡的时候。因而在今天，以香港为例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集中化未必正确。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到底将会有多少个类似于香港这样的城市。我们的意思是说，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内，中国会有多少个城市有香港今天这样的房地产市场容量？

　　但同样的问题在于，中国类似于香港房地产行业的土地供应制度制造了一个极大的麻烦，就是为企业提供了非理性扩张的机会，每个城市的容量都被放大，而中国的金融体系远非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能为中国房地产企业提供毫无顾忌的资金保障。

　　在任何时候，当企业的资金需求与规模扩张出现矛盾的时候，就意味着危机。因而危机本身意味着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更新换代——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那些规模扩张的房地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那些小规模的房地产企业差。因为在房地产行业而言规模愈大，意味着流动性越差。与其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是一次集中化的过程，不如说每一次危机当中都有一次房地产行业的更新换代的过程，因为新的，在危机中表现出色的房地产企业将在危机过后替代那些在上一轮危机当中被淘汰的企业。

　　在中国这样的更替已经有过一轮，谁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那些叱咤风云的房地产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富力等一批今日的地产新贵又在哪里？

　　王德勇没有意识到这些么？或许吧，王德勇的悖论在于任何逻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王德勇是一个分析师，也许他只能站在现实数据所能提供的范围内为投资者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是中国投资机构分析师本身的局限，毕竟王德勇远远不能向谢国忠与张化桥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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