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和畅堂上的秋瑾故居，和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三十二岁，裹过小脚、作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勇气。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赴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究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的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一百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与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倍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一九一零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九零五年后的中国，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一九一一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一百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的平等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写“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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