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闭上眼想到的是阿纯，而我闭上眼，想到的是中国的未来。”1905年的香港中环，年轻少爷重光对自幼跟随他的车夫阿四说了这么一句话。当这句慷慨得有点陌生的对白响起时，我一时大脑短路，来不及在笑场与感动之间做出选择。这句关于个人与集体的陈腔滥调是否能让你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国产主旋律影视作品？在2009年的最后两周，它为港产片《十月围城》赢得了2.08亿漂亮的票房成绩，和《人民日报》的高度评价。而我看到的是，因着参与对民主与革命主旋律命题的重建，香港文化拓展了它依然极具颠覆性的创造力。

　　不久前，林奕华公开表达他对香港文化的失望，所使用的字汇是“不再性感”。用性感来形容香港难道不贴切么，正如在整个八十和九十年代占据中国人绝大部分娱乐想象的港产片所传达的符号，都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被宏大叙事充塞生活细枝末节、以至于感官和娱乐无处藏身的中国人的精神空隙。当然，以“性感”一词，林奕华更多寄予了对香港文化维持创造力的期待，这种创造力不但是关于感官，关于娱乐的；可能的话，应该还是充满批判力和颠覆性的，甚或有能力对沉闷、保守、封闭的意识形态做出挑战。在《十月围城》里，陈可辛和陈德森的思考工具是电影，他们希望探讨的主题是爱国和民主，在中国大陆，这两个命题，早已因奇特的意识形态构造，变得僵硬、遥远，无法谈及。

　　今天，换了任何一个大陆或者台湾导演去表达爱国与民主，都不可能比这两位香港导演表达得更光明。在《集结号》里，冯小刚几乎是第一次颠覆了关于个人和集体的天平——然而整个电影弥漫的悲伤和阴暗调子，以及围绕谷子地找回身份的痛苦经历，仅仅加强了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和对集体的强烈不信任。李安《色??戒》也有对革命的描述——他用极端凶残的谋杀和近乎愚昧的间谍战来描写满腔热血的爱国学生。用监制陈可辛的话来说，《十月围城》“是一部好人好事的电影，是一部看了很舒服的电影，……也就是美国所谓的feel good movie”。一部feel good movie能获得商业成功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化消费市场，一部关于主旋律，关于革命烈士为民主壮烈牺牲的电影能得到feel good效果，赢得观众一把又一把的眼泪，以及网路上的如潮好评，堪比六十年代关于雷锋的深入人心的宣传。

　　这其中，香港电影在数个十年里的积累，以及属于香港文化特有的精神功不可没。在技巧上，《十月围城》完全没有脱离香港式的电影符号和港产片叙事框架，而创造班底集中了“香港最好的一班人”，人物造型和武打设计、场景调度常常让人会心一笑──比如黎明饰演的刘郁白无论在造型、身段和拍摄方式上都深具《东邪西毒》中张国荣的神韵。最突出的是，只有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香港，才能以这种方式诠释革命：义士们为了保护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孙中山)，义无反顾地牺牲，这种付出换来了革命的成果。然而在目睹牺牲的过程中，观众不会为个人感到伤悲，因为他们自己就成全了自己，他们的义气和亲情、友情、爱情本身就具有价值，不需附丽于任何宏大叙事，这是《十月围城》和所有之前的国产主旋律电影最大的区分。

　　关于本文开头引述的那句台词，陈可辛是这么说的：“我心里的爱国真的就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们从小没国可爱，所以我们对爱国有种梦想。”独特的叙事身份和叙事传统，以及独特的观众群体——陈可辛特别提到大陆观众对具有挑战性的题材更有更高的“承受力”，因此特别对准大陆市场——让香港人讲述的这个关于革命、牺牲、民主的故事，具有出其不意的震撼。电影中细腻的香港街头是按照1：1比例仿制的1905年中环，这座陈德森坚持十年而不放弃、占地五个半足球场、耗资4300万的“围城”，让香港更真实地和中国近代历史取得了联结，而这种联结，是香港人“根”的来源——因此香港城搭建所包含的重塑香港文化的意义，远比香港电影在九十年代重复的怀旧情调更有积极性。《十月围城》能够介入一个此前整个香港文化创意工业几乎未曾触摸过的革命题材，并丰富了这个题材的张力，使香港创作人获得了更多的活力和空间，就从这个“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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