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来信中国

　　“遗憾的是，萨缪尔森先生此次中国之行并未成行，但是他带给大家一封亲笔信，并由佩德罗·雷诺教授代为宣读。”

　　2008年12月6日上午10点，因为身体原因，保罗·萨缪尔森并没有亲自出席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石化厅举行的首届全球管理论坛，可没想到，一年之后的2009年12月13日，却从大洋彼岸传来萨缪尔森病逝于马萨诸塞州家中的消息。

　　这封名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建言”的信件，可以视为一代经济学巨匠萨缪尔森给中国最后的来信。

　　所幸，包括成思危、李荣融、吴敬琏等在内的台下就坐政经要人，以及笔者，皆见证了这一由国际管理学会前会长雷诺代为宣读来信的历史时刻。

　　作为主张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结合的凯恩斯学派领军人物，萨缪尔森因一本《经济学》而成为全球经济学爱好者之师，同时，1915年出生的萨缪尔森，不仅目睹了一战后美国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柯立芝繁荣”，而且也见识过1929年华尔街股灾过后，20世纪全球所经历最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乃至二战后，由全球化所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复苏的全过程。

　　也是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经历了“黄金十年”和紧接着的“滞涨时代”，乃至2007年由“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而与其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前苏联，也已于1989年解体，并采取“休克疗法”走上了全盘市场化道路，一度陷于混乱。

　　在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让中国走上了一条对企业放权让利，同时政府又适度宏观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相比于俄罗斯全盘市场化的悲惨结局，最近三十年中，曾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改革取得了骄人成绩。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走一条既有别于完全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新道路。为此，萨缪尔森在其逝世前2个月，还在《全球化能否得到救赎》一文中，谈及中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这位自称走“中间道路”经济学家的来信和见识，亦对今天站在改革关节点上的中国有着太多现实启示。

　　从哈佛到麻省

　　“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1998年10月，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为其将要在中国出版的《中间道路经济学》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无意间，这也道出了萨缪尔森一生经济学研究道路和思想演进轨迹。

　　作为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城一个犹太人家庭的萨缪尔森，起初并非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相反，他20岁在当时美国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其后，他进了哈佛大学，并亲眼目睹他50岁的导师阿尔文·汉森向“凯恩斯引进者”转变的过程，此后，萨缪尔森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阵营倒戈。

　　萨缪尔森于1941年完成《经济分析基础》的博士论文，并因为他一贯高傲的态度而在哈佛大学遭受冷遇，于是，他便到了当时经济学专业名气并不大的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哈佛大学有理由感到后悔。1947年，32岁的萨缪尔森获得了美国首枚专为年轻经济学家所设置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1970年，因其“对提升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成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奥特·埃克斯教授说，哈佛失去了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

　　二战后萨缪尔森发现，当时哈佛大学的学生用的经济学教材里尚未涉及二战，也很少谈及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生经常是一副目光呆滞的样子。”当萨缪尔森这样说，他的系领导便请他写一本新教科书，于是，后来注定要疯传全世界半个世纪的《经济学》，便开写了。

　　“我的网球搁置了”萨缪尔森说。

　　1950年，由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第一版《经济学》，总共销售出了12万册，但是，萨缪尔森很快便受到了分别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商界的攻击。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对书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感到不满，工商界则担心书中的社会主义倾向和亲政府的姿态。

　　“事实上，你右脸被打时的疼痛，会随着左脸再被打一下而减轻。”萨缪尔森就这样回应。这已经不能阻止他的《经济学》风靡，由于萨缪尔森在书中运用了简单的代数和图形，进而简化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及至后来半个多世纪中逐步风靡全球，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1000万册，影响了整整两代人。

　　有如他的书超越他所有经济学前辈的成绩，萨缪尔森对自己也相当自信。获得诺贝尔奖后，萨缪尔森无比自豪地自比为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和天才的数学家高斯。他说：“我对我写下的每一章、每一篇论文、每一个注释都非常满意。”

　　萨缪尔森的中国启示

　　“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萨缪尔森在《中间道路经济学》序言中对他的中国读者说。

　　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崛起的中国，再也没有一次事件可以像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那么深。2008年，随着美国次贷泡沫的破裂，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也受到了质疑，中国也再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上。

　　在这份萨缪尔森来信上，萨缪尔森建言说，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他还解释道，他无法在左右之间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对于中间路线的适度问题，萨缪尔森仍在经济学的效率和公平之间权衡。

　　“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

　　关于萨缪尔森所说的效率和公平把握“度”的问题，这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后果上有着充分的说明。由于采取了激进的私有市场化策略，解体后的前苏联，很快在全盘市场化浪潮中陷入物价飞涨，严重通货膨胀的混乱当中。

　　“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其经过大量调查后写就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里评价道。这本书的内容，则是“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如何在“公平”不存之下，如何被权贵和阴谋家操纵的故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则说：“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制的市场经济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无独有偶，因以“皇甫平”为笔名，1991年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进而促动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的资深媒体人周瑞金，2009年12月14日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警告说，“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萨缪尔森认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看到。他在来信中为自己做的评价则是：“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也体现在他对政府宏观调控认识上。他的中间路线，在于对经济的民主监管，即合法理性的，可以被监督和讨论的监管措施，而非对经济的粗暴干预。他说，“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优于其他目标。”

　　萨缪尔森逝世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邹恒甫对他评论称，萨缪尔森极力倡导“福利社会主义”，并自称自己为“Disadvantage Dog(劣势狗)”，主张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因为弱势群体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和漠视。

　　在鼓励中国走出适当“中间道路”同时，萨缪尔森在《全球化能否得到救赎》文章中，也给出了全球经济复苏之道。

　　他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对住房、消费和医疗保障有着巨大需求，这些国家应为本国市场生产更多，而减少出口，进而，美国出口更多而进口更少。经济学家所称的“全球不均衡”——美国严重的贸易赤字，以及与其相应的中国和其他地区庞大余额——将会萎缩。全球经济增长会复苏，问题将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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