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这方太弱了

　　人物周刊：您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法庭上，公诉人、审判者和律师是一个最好的三方制衡，这样才能确保司法公正。”在当下这种三方制衡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

　　赵长青：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这样一种抗辩式的模式——法官居中，检察官指控，律师辩护。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科学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是完全做到了三方制衡呢？事实上律师这方太弱了，无法像国外那样同检方对抗起来。

　　人物周刊：为什么？

　　赵长青：因为我们的律师在取证上困难得多，各种合理合法的会见都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而且，现在给律师的权利很少，律师的意见他法官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接受只能拉倒。可能律师说了很好的意见，最后法官给你4个字——“不予采纳”。律师既没有抗辩的机会，也没有申请再审的机会，说过了也就算了。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会影响到司法公正？

　　赵长青：当然会影响到司法公正。律师的合理意见得不到采纳，是形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物周刊：就像“佘祥林案”。

　　赵长青：对！佘祥林、杜培武、聂树斌等案子都是这样。像你提到的“佘祥林案”，当时律师就提出来，“认定杀人缺乏证据”、“尸体高度腐烂难辨身份”等等，法官最终“不予采纳”。如果不是他妻子最后跑回来了，那佘祥林要冤枉一辈子，到死为止。事实上即使现在放出来了，他的人生也被毁了。

　　人物周刊：而且他对社会、对司法不再有信心。

　　赵长青：不会再有信心了。我们现在上访的人这么多。你说，如果他没有冤情何苦这么做？如果找律师能解决问题，他干吗非跑到北京去呢？很多受害者就是跟执法不公有很大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律师真正制衡。

　　人物周刊：律师队伍自身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赵长青：问题也是明显的：第一、部分律师太重利，千方百计找钱；第二、部分律师不讲职业道德，拉关系走后门，向被告索要巨额财物，拿去同法官分；第三，部分律师水平不够，白天到处找案子办，晚上到处找地方吃喝玩乐；第四，部分律师欠缺操守，教唆翻案，引诱当事人作伪证、改变证言。这是知法犯法，太不自重。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舆论对司法的影响？

　　赵长青：现在很多大案出来以后，媒体会第一时间报道，然后网民会有意见跟进。舆论环境变得宽松，互联网也让言论相对自由。但媒体、民意产生一定价值倾斜的时候，或多或少会给司法人员造成压力，特别是刑事案件，案情没弄清之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太多了。

　　人物周刊：甚至会影响到行政官员。

　　赵长青：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领导看报纸，往往会给法官指示——你们办的案子报纸上反应很激烈，你们要怎么怎么重处。这种指示给法官的压力就很大。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马克昌教授也遭到舆论谴责。“邓玉娇案”，他的几点意见，反对呼声很高。

　　赵长青：从刑法学术上来说，马老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个人表示认同与支持。

　　我对现在的办案质量表示总体上的不乐观。现在办案子，客观地说，真正的冤案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无罪判成有罪那种并不多。但是错案，重的判轻，轻的判重，那就多了。

　　人物周刊：产生错案的根源在哪里？

　　赵长青：很复杂，其中几个原因值得探讨。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行政干预。往往上级领导一表态，办案人员就会按照领导的意图办。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律师制衡不够、司法腐败、立法缺陷，这是个复杂的事。

　　人物周刊：现在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多不多？

　　赵长青：有一定数量，当然我没具体统计有多少。总的来说，按领导的意思来做，办案人员就相对降低了职业风险，而且还有了一个看法——重比轻好。因为重了他没有风险，该判8年我判10年，领导绝对不会说我不对，而是会说我很坚决。如果判轻了两年，什么话都来了，说你包庇、收好处啊。所以，很多法官现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如何把位子给坐稳当。很少有人能利用事实证据说服领导，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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