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幕

　　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杭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的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酒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目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蒋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

　　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的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苏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双规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的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润之曾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朝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都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前面说到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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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男人一台戏 0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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