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的“热情”却似乎令克鲁格曼教授有点招架不住。

　　5月11日下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

　　作为中国民生银行的贵宾，克鲁格曼北京、上海两日的行程十分紧凑，受到国内媒体和金融界、学界的高度关注，但主人的“热情”却似乎令克鲁格曼教授有点招架不住。

　　下午2点半多，在一阵掌声中，大家全都站起身来往报告厅的门口望去。一大群摄影、摄像的记者蜂拥到门口，闪光灯一阵狂闪。个子矮小的克鲁格曼瞬间被淹没在嘈杂的人群中，还是他身边的主持人告诉在场观众：“克鲁格曼先生说天气太热了，这里也很热，他得需要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大脑。”这话虽然带着点调侃，但是明显看出这样的场面令他有点紧张。

　　介绍了到场的各位重量级嘉宾后，主持人邀请克鲁格曼上台演讲。半个小时的讲演结束後，克鲁格曼教授已经显现出一些疲态。

　　接下来就是经济学家和企业界的资深人士与克鲁格曼之间的对话。光华学院的院长张维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师姚景源，企业家代表严介和，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与克鲁格曼先生一起上台“论道”。

　　虽然克鲁格曼在一定程度上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开始的美国信贷危机及随後的全球经济危机，并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但是他并不是这场经济危机的救世主，更不是美国在这些危机中角色的代言人。但这些被挑选出来与克鲁格曼“论道”的中国专家们，似乎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张维迎教授首先“发难”：“刚才您谈到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美国方面引起的还是中国方面引起的？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因为美国信贷太松，钱太多，这样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这可能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克鲁格曼的回答是：“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谁给了钱，为什麽美国能够花超过他们赚到的钱呢？主要是盈余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的资产，所以这不仅仅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贸易盈余国家和贸易赤字国家。”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师姚景源的提问更是具体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克鲁格曼教授只能这样回答：“中国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快的，而且中国的政治因素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

　　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谈及全球的环境问题，他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正在努力。而我想问问美国作了些什麽，美国应该做什麽；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应该怎麽做？”问题越来越尖锐了。

　　克鲁格曼坦白地说，“在环境方面，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做什麽很大举措……”

　　似乎仍旧对克鲁格曼缺乏“深度”的回答感到不甘，专家们继续把关於中国的问题抛给他。到这时，克鲁格曼教授就只有直接表示自己很多问题听不懂，不够了解中国的情况。

　　此般“高端访谈”进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怜的克鲁格曼教授面对“咄咄逼人”的几位中国专家显得势单力薄，甚至有些“百口莫辩”的感觉。

　　克鲁格曼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固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於中国的经济的前景和中国独特的国情，他了解并不深入，更谈不上做出预测。

　　即便对於美国来说，他也只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并不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号称的？）那样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决策。更何况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中，对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处理经济危机的政策也是批评远多於赞许。如果提问者在“论道”前Google了一下克鲁格曼近来的文章和言论，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克鲁格曼不能代表美国政府，也不应该为被迫为美国政府辩护。

　　也许这正是中美经济学界的差别所在吧。连对方立足于何地都不甚明了，还谈何深入交流，谈何“高层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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