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汉娜,她并没有像其她一同被指认的罪犯一样,否认自己的罪行,而是坚定异常地坦诚一切。“是的,是我做的”。她执拗遵循的规范,她坚守的职责,是她眼睁睁看着300人被大火烧死的辩词。她那句诘问大法官的话,“换了你,你会怎么做?”却让所有人无语。
相比与她一同坐在被告席,却昧着良心将所有罪责扣到汉娜身上的真正的罪犯来说,汉娜冒着傻气的执拗倒显得坦诚和真实。影片出来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汉娜这个人物。却没有人想过,无论纳粹,无论反右,无论文革,无论今天反法抗日,都大有这样一种被无意识推搡裹挟的人物存在。
汉娜报名党卫军看守人员之前曾在西门子公司上班,并有望提升,战后在电车公司上班,仍然获得提升机会,但汉娜在凡是有可能通过考试得到提升的部门都没有长时间做下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直到审判席上,汉娜不愿提笔在白纸上写下黑字做笔迹比较,并因此背负罪名被判终身监禁时,伯格终于明白了原因,明白了汉娜为什么不看他的旅行计划,为什么会在拿到菜单时神色紧张,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听他朗读,汉娜是一个根本不会认字读书的文盲,但她拒绝向任何人袒露自己的缺陷,即使替他人受过而终身监禁,也要隐藏她是文盲这个秘密。伯格说:因为她感到羞愧。
伯格是可以说出真相替她减轻罪与罚的,但却最终选择了和汉娜一样,用生命去捍卫这个卑微的秘密。在影片进行了大半的时候,我终于回味过来其实影片进行到20分钟时,伯格的老师在课堂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早就为后来的剧情做了解构:“保密是西方文学的重要部分,你可以说角色的所有想法在小说中都被人们所持的特定信息所否定,这是有很多原因的,也许是因为固执,也许是因为高尚,他们决定不去揭露。”
伯格结了婚,生了女,又离了婚,20多年来,他孤独而坚定地给监狱中的汉娜朗读各种书籍,并制作成录音带寄去,而汉娜也在年复一年的听读中学会了简单的写字和阅读。当磁带中《奥德赛》的声音从少年变成了中年,那些抑制在胸中的万般情绪化成了喷涌而出的蓬勃泪水,我无法承受那么沉甸甸的朗读。
在汉娜即将结束监禁生涯之前,伯格去看望了她,并告诉她他为她安排好了将来。在监狱的食堂中,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伯格问汉娜,你会回想以前的事么?汉娜说在审判她前她什么都不想,想也没用,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伯格说她没有理解问题的所在。汉娜说她明白,她学会了识字。是的,逝者已逝,来者可追。
在监狱的食堂,伯格握住了汉娜缓缓伸过来的手,他狂热地爱过这个女人,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因为忠于职守而充当的无辜刽子手又是无法救赎和原谅的,原谅她,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自己道德观的背叛,伯格收回了还没有来得及温热的手。这两只爬出一样痕迹的蚂蚁,在人生的开始和结束,终于爬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
一切都结束了吗?汉娜问伯格。一切都结束了,离开监狱,汉娜再也不会收到录音带了,再也不会被探望了,她心中仅存的那点温情都将消散开去,在就要回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来之前的某个日子,汉娜了却了自己66岁的生命。那间小小的牢房里,只剩下满屋安静整齐的录音带和书籍。
1995年的伯格对自己的女儿说,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够坦诚,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影片是在一代人对又一代人的“坦诚”中结束的······
朗读生命,朗读生死,朗读历史,我们该如何才能坦诚?我们还能否做到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