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太平天国造反，大量的华人开始在洋人的允许下寻求庇护，这导致租界国单边修订了土地法律，废除了禁华条例。其结果是大规模的房地产热潮，让许多大公司都将焦点转向房地产业，既搞现房出租，又在租界影响力的辐射区域搞新物业建设。这些公司包括有传奇色彩的沙逊(Sassoon)，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和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它们之前已经从鸦片和其他商品贸易中获益匪浅了。

　　这些新街坊的建筑很快发展为弄堂的模式，在笔直而狭窄的过道两边修建两层高的联排房。最初，这些房子还保留了传统庭院混合体的规划，被压缩和扭曲以适应具备界墙的环境，规则的几何外形和其城市地位中狭小的面积限制，它们仍然保留了一个窄小的过庭和一种从公共街道穿过私人门户通向幽深内府的递进感觉，这与建设、物质性和风格的传统形式类似。杂合体而已。

　　随着建筑形式进一步发展，其形态不断在变化。小院子为客厅或者是半封闭的花园让路。设计形式调整为适应更小的，不会增员的家庭。房间按照功能的现代理念进行分隔。楼层增加到3层或是演化为公寓。发展趋势也融入了西方建筑的装饰性和形态学方面的元素。

　　这样的住宅类型在上世纪40年代按照常规发展出西班牙(Spanish)、都铎(Tudor)和现代(Moderne)风格，并且其他风格已经普及并与这个城市四分之三的近人口都居住在弄堂形式的建筑中。

　　是什么令这样的建筑独具特色呢？或是其个人元素相对于其在城市化活动的缺乏。有代表性的是，你通过一条主街的入口走进一条里弄的时候(与弄堂毗邻的地方)，再左转或是右转都可以进入一条巷子。从入口的的轴心开始，较小的交叉轴通向平行的巷子，将街区的部分或是整体分隔成半自治的街坊形式，有时这些交叉轴还会与其他相邻建筑相连。小巷几乎是纯人行道，并且经常成为零售和其他商业形式存在的场所，比如办公室和小规模制造厂什么的。每一个这样的地方都是一个小世界，不仅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元素提供空间，而且还通过弄堂门对门的邻里之间彼此的不可回避性来形成强烈的社区意识。尽管布局狭促，但前后皆临小街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所以可以拥有充分的光照和通风条件。

　　当然，里弄之间的质量差距巨大，从一开始就为草根阶层修建的里弄无疑是肮脏之所，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破旧的房屋结构，更奢谈什么像绿地这样的公共消遣场所。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有才气的。尽管是被包围的街区，它们却非难以接近的封闭社区。在城市的疯狂躁动中，它们是相对安静的孤岛。并且，在面对现代大都市不断增加的疏离感上，它们产生的是一种易于管理的规模和一种极端理性发展的增长效应，以帮助形成各种社区交流模式，这是许多当代高层建筑项目(缺乏替代性)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尽管北京的胡同的建筑形式不同于上海的里弄，但是它们的组织结构的特色是类似的。低矮、紧凑和亲切，它们是奇妙的街坊，便于步行，亲切和多样性。事实上，这些地方因为如此地独一无二、令人愉快和日益珍稀，正享有(或是忍受)贵族化的命运。在最近一次考察中，当我与一位想买一处中意的胡同房产的中国同仁一起走进房屋中介的时候却发现，其价格堪比曼哈顿。市场可能是残酷的，但绝不愚蠢。

　　对于这些细密的街区的消失的悲恸已经成为一种类似陈词滥调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些有灭绝危险的街区的保护问题很难和中国人无关。而错误在于，将问题简单地简化为保护，仅将这些形式视为不可复制的历史产物。当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激进地去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形式和复原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形态学基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中国的里弄和胡同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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