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节制的城市主义的杂交与全球化发展高度一致，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是，拼凑下诞生的建筑形式交替地具备了畸形、迷人、让人生畏和熟悉的气质。对于一个陷于一种内部对与“对外开放”的争论之中文化来说，传统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这场争论一个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去年故宫中从2000年就开始经营的星巴克被迫关闭。咖啡店的关闭是一些人请愿的结果——他们收集了50万个抗议“侮辱中国尊严”的签名。但是，应该在哪里划线呢？

　　中国已经为本土化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争论了多年。如果说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强烈地按照国际大都市的形态来塑造——从洛杉矶到迪拜——而毛时代的建筑形态可看做是被苏联的巨型住宅、粗笨公共设施和斯大林式纪念碑所奴役的对象，也是一种荡涤帝国主义印记、经典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欲望的表述。但是本土和舶来范式之间的对抗也引发了19世纪建筑形态的创新，这样的创新由数百万人扩散并持续在为城市生活中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既有快乐又有焦虑。

　　这也说明一个重要的调节大与小之间兼容性的战略无疑是后现代环境中最麻烦的问题之一。

　　在参观紫禁城的时候，我同时被其惊人的精致和巨大，以及它在公共和内部空间的区别上定义自己的方式所震撼。特别是皇帝位于内廷的寝宫看起来非常袖珍，其规模体现了乡村生活的私密性，一个小院子环绕着数间小房间与近在咫尺的宏大的外朝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这里，阴谋也是个人的，并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奇怪的宫廷规矩——太监候在宫闺之外用燃香计算皇帝对妃子的宠幸时间。对于自己的表现，皇帝也许较常人承受着更为巨大的压力。

　　中国人在本土建筑方面的才智历史悠久，考察北京遍布小径和小店的胡同，这里的庭院住宅街坊正在快速消失，地处首善之地核心的它们曾是隐私和多样性的承载体，但这个城市正迅速抹去这些曾经最为经典的公共特性，这样的特性肯定了其在建筑上的历史性成就的独特性和辉煌。这些地方不仅为现代主义者今天塑造城市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想像空间，还为城市的全面性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元素，这样的全面性需要得到延伸，而不仅仅是保留。

　　如果说北京的胡同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中国城市表述(尽管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庭院集合体有着相似性)，那么上海的弄堂(或是里弄)(以及我最近与学生正在研究的武汉里份，)则代表了一种复合性建筑，可以看做是过去与舶来范式遭遇后的成功派生物。这样的街坊在鸦片战争之后诞生，当时上海和武汉已经被列强侵占，并成为租界地和通商港口。在1845年，地方政府发布其租界法令，对这些外国飞地(enclaves)的范围和法律特性作了定义。法律条约规定洋人不得租房与华人，华人禁止在租界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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