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没问题，但我们感到更大的问题是，建筑的细部材质和工艺很粗糙。这其实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马清运以及其他中国建筑师的作品里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需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你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讲，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筑。建筑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翻译出的词汇。在这之前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的。我们以前就只有一个构筑物，就是一个工匠。这样一来，你怎么期待中国的建筑，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西方强调的做工精美的这种文化，同样在中国的建造史上是没有的。西方的建筑是作为一种永久性概念作为纪念物开始的，也就是从金字塔开始的，从希腊开始的，它的永久性是衡量建筑的真正性标准。而我们中国的建筑是换一个朝代就要烧一次宫殿，我们的建筑是物的东西，而物在中国文人的理念里永远不是永久性的东西。只有思想是永久性的东西。所以孔子也就说了逝者如斯夫，就让它去吧。”在清华学古建筑专业出身的马清运四两拨千斤般给中国建筑的“顽疾”找出了渊源。

　　“其实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是以中国的建筑标准还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事实上我认为发展到最后还是要以中国的东西作为标准的。建筑都是临时的，我说这个可能是城市概念上的。建筑它有来的时候也有去的时候，建筑作为永久性的是对地球的不负责任的。”马清运的“建筑临时观”听起来有点吓人，“我实质上是很喜欢精美的东西，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中国需要的是‘合适科技’，既不是高科技，逼着人老是做错事的那种，也不是低科技，假装粗俗，而是在低科技之后的一种唯美的、诗性的一种隐藏。作为真正的建筑物来说，把它当作一种机器我觉得也是‘合适科技’。”

　　马清运的“合适科技”已经在他的建筑中运用，宁波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什么用粘土砖，就是因为旁边有个粘土砖厂，就要倒闭了，有大量的粘土砖。用它的话，造价每平方米不到800元。马清运在老家陕西蓝田的乡下为父亲建造的房子，筑墙的材料是河里的卵石，“几十万年前，有蓝田猿人时，河里就一直漂着这样的石头，你说我用不用，用了石头，我就可以少花三分之二的钱，你不用这样的材料你就有问题！”

　　“我对建筑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它不应该有任何的形式的，这与我们公司（马达思班的英文名 MADA s.p.a.m）的名字spam也有关，我们公司的名字中文翻译就是午餐肉的意思，午餐肉也就意味着，不管是鸡肉还是猪肉，只要是有营养的东西，我们把它们和在一起，我们只要它的营养成分，而不要它任何携带的形式。”马清运对于种种质疑似乎非常兴奋，很喜欢针锋相对的辩驳，他说对他们这些成名的建筑师就应该狠狠地批评。

　　“我并不把建筑当作一个自我封闭的有完美审美价值的陷阱。我觉得建筑是一个开口。它一旦造成了就不是我的。这就是有人问我你是建筑的作者吗？我觉得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是这个阶段的的生产者，只要它盖起来，它就不属于我了。你不能说是它的作者，你只能是它的一个制作者，它的生命是完全跨过它被设计的时间段。”在与马清运一起驱车前往浦东机场的路上，他不停表达着对那种生命旺盛的热带城市的热爱，像广州和海南，因为那里城市的新陈代谢暗合了他的“批判性偏执妄想方法”，看着他拖这旅行箱行色匆匆地消失在前往海南的登机通道，就像一个狂热的特种兵冲向他的丛林战场。

　　两个方向、“建筑实验场”

　　宁波新外滩曾是媒体暴炒的城市概念之一，当我们置身其中时发觉这又是另一个新天地，如同之前的上海、杭州新天地——给旧建筑穿上新衣服。青砖、黑瓦、白墙的古建筑嵌上钢框玻璃和马达思班标志性的橙色百叶窗，比上海、杭州新天地更具形式感，更惊艳。马清运称整个宁波新外滩设计过程就是“用自己的左手与右手较劲，左脑与右脑讨论。”

　　当我们穿过新外滩来到江边，两个庞然巨物一下子充满视野——马清运设计的宁波城市展览馆和王澍设计的宁波美术馆。两个体量相近的长方体建筑仅一墙之隔，但风格和气质截然不同，甚至可以用对峙或剑拔弩张来形容。马的城市展览馆的外立面由各式几何图形组合的彩色玻璃砖和金属框构成，像一艘降落在江边的外星战舰，张扬、眩目、狂放；还在建设中的王的美术馆则是由灰蓝色的钢框与原木搭建而成的，一以贯之地玩起王的“套盒游戏”，但质朴、内敛、温暖。从某种意义上看，也许可以把这两幢比邻而居的建筑物看做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新建筑的两个方向，所谓本土意识抑或国际化，其实可能也只是某种外壳或标签。

　　面对众多国际建筑大师纷纷把中国当作建筑实验场的事实，马清运的回答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新建筑”正在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认为这些大师是在中国做什么前所未有的建筑实验。两个原因：中国大地上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中国建筑师意味着什么？是中国建筑师前所未遇的。如果把这种前所未遇的就认定是实验的话，中国建筑师不也是在实验？如果不是，那么从未到中国的外国建筑师前所未遇的又谈何实验？另外，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其思想及判断也业已成熟又十分执著，否则又何以称之为‘大师级’呢？我认为这些优秀建筑师的作用是将建筑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着地凝固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文明的元素是进步的，是向前的，是可以向后人表明当今社会最高理想的。如果我们并不去这样理解最高境界的建筑（无论是不是大师做的）；或者根本就不理解这才是‘大师们’所追求的，那又为什么去请那些大师去作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十几年前我们敞开大门迎来了美国的商业事务所；今天又不遗余力引进‘大师’，其中苦涩有谁人知道。”

　　“我是最推崇国际化的，也最希望中国能成为优秀建筑的集中地。但是优秀建筑的产地，决不是对建筑的单方面关注能形成的，它是社会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目前的‘大师潮’非常危险：北京所有重要的项目都是以国际招标的方式，以大师中标的结果而告圆满。而上海的世博也面临着这一选择！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经济状态非常接近中国今天，但之后很快形成的是日本出色的建筑设计及建造的世界地位，中国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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