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经济状态非常接近中国今天，但之后很快形成的是日本出色的建筑设计及建造的世界地位，中国要思考。

　　空中飞人、库哈斯的镜子

　　马清运大多数时候不是一般的忙，是特别特别的忙。在我们去完宁波拍过他的那些代表作的一个多星期后，一个恼人的阵雨的午后终于见到“空中飞人”马清运：干净利索的短发、一身纯黑的套装露出纯白的衬衫，目光锐利，言语有力且快速，标准的时尚精英形象一改之前所见的长发艺术家形象。

　　“你是目前中国最忙的建筑师吧？”开玩笑地问他。

　　“我肯定不是最忙的那个，但我的确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那说你们是目前最成功的中国私人建筑事物所之一应该没问题吧，以你如此前卫的设计理念能说服国内的业主建造数量如此巨大的工程，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窍门是要急业主之所急，想业主之所想。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紧接着的就是急业主所不能及，想业主之所未想。这就是建筑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属于缔造它的业主；另一方面它属于它所处的社会及文化状态。这种双重性也存在于建筑师与使用者之间。在工程中大胆的尝试，实际上源泉于对上述两极的大胆对接，我基本以为，专业的知识不会为我们提供大胆探索的勇气，它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是‘不要做什么’的理由。”马清运如此讲解他的“秘诀”，与我们在宁波面对他那些冲击力极强的建筑时所产生的惊讶和困惑而言似乎过于轻描淡写。

　　在建筑业界内，有很多人认为马清运的成功是因为他是把欧洲新建筑（特别是荷兰的）整个搬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只要简单的从外型上判断都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所创造并应用的“批判性偏执妄想方法 ”，而这又似乎跟马清运本人与库哈斯的私交密切扯上了关系——马曾经在1996年协助库哈斯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状态的研究，并出任此次研究成果《大跃进》一书的评论员。

　　说到库哈斯的影响，马清运丝毫不避讳：“那段经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城市问题的全球眼光。在今天的世界，所有都市的处境及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地方问题，而中国城市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之多，一方面需要世界城市理论刷新自身，因为西方城市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就没有更多的思考了；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中国城市家及建筑师对产生新理论（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世界的）的信心。而我所担任的评论员的角色就是同研究组讨论中国城市的国际涵义，并批评工作组中不正当的对中国问题的国际看法。”

　　而对于所谓“搬用”的种种批评，他显得不以为然而且自信十足：“如果成功能同搬一个人进中国有关，那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成功者。不过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我同他的私交。其实没有太多建筑专业的承袭关系。我清华毕业，又是宾夕法尼亚的硕士，美国商务大事务所学徒。与其说是我将库哈斯的东西搬到了中国，还不如说是库哈斯般的勇气把我带到了中国。所以，作为年轻一辈，我深感先辈们的能量的珍贵。我的老师汪坦、徐伯安等等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这种能量。另外，我与库哈斯的关系不是搬来推去的那种，是相互照应的那种。我从‘大跃进’开始，就是其思想及作品的前几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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