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上周出台的京版国八条细则,对外地人在北京购房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条件限定,这让北京成为了市场人士一致声讨的“活靶子”。
一直对政府严厉的行政调控手段颇有微词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就认为,北京的限购令严重扰乱了城市化的进程,“本来是政府土地供给政策出错,现在却要怪消费者过度买房;本来是要提高城市化率,却又怪无户籍人口进城买房。并质问:北京奥运之后就不再欢迎外地人了?
众多评论人士也对北京的限购令表示难以理解。“该政策骨子里是希望用行政手段来规范居民的住房需求,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市场,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该些评论人士认为,住房限购令反而有可能成为强化投资客进入住房投机炒作的动机,成为国内住房投机炒作者涌入住房市场的进军号。
但也有学者对北京限购细则表示出比较中性的态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就是其中之一。李稻葵甚至不否认其本人在目前版本的房地产新政中也作出了贡献,其认为,房地产限购应该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对外地人可以限购但不该过猛。
尽管争议不断,但不管怎样,在国务院规定的2月20日“大限”之前,广州、南京、上海等地的国八条细则还是相继在预期中出台。而与北京细则中的限购政策相同的是:各地限购均不约而同地与户籍、纳税等条件挂钩。
户籍制度,已经成为了各个城市执行住房限购令的一个主要依据之一,但争议恰恰在于,户籍制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亟待改革的制度。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放宽落户条件推进城镇化的一系列要求。近几年来,包括成都、重庆等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在改革现行户口制度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允许农村人口逐步转向城市。而如今,北京、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竟然还以此为依据,制定住房限购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这种倒退在李稻葵看来都有失明智。李稻葵认为,房产限购政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如此搞限购,就是把从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的人手里,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北京版的限购政策而言,李稻葵建议,应该淡化户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实际标准,时间也不一定要很长,两年应该就足够了。
但最终我们都还应该认识到,不管限购政策如何调整,其最终的本质仍然是楼市的一种行政调控手段,并无助于改变目前楼市供应短缺和流动性丰富的现实,限购之后,楼市病根仍在。
因此,最终的“药方”可能还要寄望于央行的货币手段。2月18日下午6点,央行再次宣布,从2011年2月24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2010年以来第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是2011年的第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在目前看来,央行回收流动性的过程依然还很漫长,并且挑战不断,至少在下半年之前,货币的紧缩基调都不可能改变。但不可否认,这才是限制楼市投资炒作的治本之策。只有慢慢释放通胀的压力,楼市水涨船高的现状才可能得到缓解。
当然,房地产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维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如果长期供给不足,任何的人为的经济和行政手段都不会解决问题,惟有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才能最终“指挥”中国房地产市场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