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四年下来，得到的训练竟是不读不写。其实，从个人的观点看，不读不写纯粹怪自己，不该怨学校。毕竟北大提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条件，校园里的风气很好，社团很活跃。中文系还出了一群作家。更何况课程很容易对付。你有的是闲功夫阅读写作。我讲这些，并不是对北大有多少个人的怨气。

　　我对北大的批评，主要是教育上的批评。虽然北大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但不读不写毕竟在中文系是主流。至少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所以，我必须继续我的批评，以求引发进一步的教育改革。

　　所谓不写，我上一章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四年北大，一篇二十几页的毕业论文，一篇文字游戏般的千字古文，一篇两千余字的当代文学评论。这样就足以堂而皇之地毕业。说北大学生不写，大致还是准确的。至于不读，则有些极端。毕竟有课本要读，虽然量少些。那时的学生相当用功。不读不写，大家坐在图书馆里夜以继日地干什么呢？

　　我所说的不读，主要是指没有上一节所讨论的那种开放、能动的阅读：分析文本中的叙述层次、叙述者与叙述的关系，破解叙述特权，发现被叙述者所过滤的现实和被压抑的叙述者，等等。这样的阅读从来都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我期望的是不同的读者创造出来的多重叙述互相激荡交流，形成一个文学圆桌讨论班。可惜，我们当年在中文系，上课是老师满堂灌，下课的阅读主要是教材和辅助教材(所谓“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里的“原文”，也都是选好、注释好的。总之，你很难有自己的解释空间。没有个人的解释空间，一切被老师讲得很细致，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记得有位颇为自负的古典文学教授不屑一顾地说：“你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学生，读古诗根本就摸不着门。等三四年级以后，悟性好的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一点味道。”我等新生刚进北大本来就战战兢兢，听教授这么一训，即使读出些感觉来也会给吓回去。在美国的校园里，你无法想象有教授会这么讲。特别是在一流大学里，总能看到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上课在那里试图证明自己比教授聪明。我妻子曾告诉我她在文学课上看到的景象：一位教授讲诗讲得淡而无味。一位小伙子站起来提问，随便评论几句就高出教授一筹。这局面碰多了，哪个教授敢对学生傲慢？再看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耶鲁讲莎士比亚。如此大的权威，莎士比亚的剧本随口就背下来。学生听他的课经常要抽签才进得去。可是真到了班上，则完全是开放平等的讨论，他不会事先给你一个定解。

　　记得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一位教过我的教授来耶鲁访问。在他的讲座上，我委婉地问了这么个问题：“我们上学时，读古代诗歌都是读参考资料上选好注好的。根本不是从真正的原始文献入手。我们甚至从来没有碰过《全唐诗》。一直到我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汉乐府对文人诗的影响，也都是根据‘参考资料’、‘作品选’来进行研究。可是到这里(耶鲁)后发现，美国的学术特别重视原文。有许多同学中文还不过关，但也去直接读史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北大现在的教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改进吗？”我其实问的还是解释空间的问题。比如读唐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重要的诗，全选好了，也通过注解解释好了，当学生的可不就照本宣科地记住，有什么能动的阅读可言？可惜，这位教授显然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马上辩护说：“你说的是本科生。我们研究生的训练很严格，不仅要读原文，还要研究版本。”这样，他把话题引向了专业教育，证明中文系的训练很专业。其实，我讲的还是通才教育。即使是本科生，是个学物理的，他也应该有机会从原文中发展出自己的解读的习惯。耶鲁不用说了，就是在萨福克大学这种不知名的地方性学校，我们系里的优等生作毕业论文也都是从挖掘原文档案开始。许多学生在档案里泡一年，最后挖掘出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我当时问他这个问题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个人经验：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了四年，从来没有接受过利用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训练。这怎么都说不过去。　不从原始文献开始，只读人家给你选好、注释好的，甚至解说好的东西，结果获得的就是非常肤浅的教育。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记得在大一春季那个学期时上古代文学史，有位挺权威的教授往讲台上一站，头向左转望着窗外，突然诗兴大发，随口背出韩愈的诗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后他感叹道：看看，这就是写的早春呀！我们这课正赶上这时节。你们看看那草坪。于是他就开始逐句解释，大家低着头记笔记……

　　毕业那年，一位室友从教学楼回来报告一个发现：他路过一间教室偶尔看到那位教授在上同样的古代文学课，就出于好奇在门口窥视旁听了一下，发现那教授还是老一套：头向左转望着窗外，诗兴大发地背出韩愈的诗，然后是同样地感叹：“这就是写的早春呀！我们这课正赶上这时节。你们看看那草坪。”接下来是三年前同样的逐句解释，学生同样地埋头记笔记……要知道，在大学期间大家精神上发展了许多。时隔三年后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不过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在那里乐此不疲地重复，心中的无聊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这样读书，会把自己读成一个木乃伊。如果你不信，就看看2008年湖南高考的作文题，上面出现了同样的诗：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诗句的意思是：在滋润如酥的初春细雨中，春草发芽，远远望去，一片淡淡的绿色。可走近后，却看见稀疏的草芽，绿色反而感觉不到了。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

　　请根据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联系实际生活，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考题中对这两句诗的解释，几乎和那位教授重复多年的解释一模一样！

　　我无法考察出这种考题的人是否是我们前后班的同学，是否考题中的这些解释都是从我们那位每年都要“诗兴大发”一回的教授那里原封不动地抄来的。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学是怎么教的：大家的感受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首先，如这位教授或考题的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你有反对的权利吗？读中国的古诗，好的实在太多。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比如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比如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都比韩愈这首更直接地撞击生命和自然。他虽然观察相当细腻，但写得实在太士大夫气，太精致雕琢，应景的痕迹太明显。后两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特别体现了被官场驯化的感情。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强迫别人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这种感受的权利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我要忠实地按自己这种感受写高考作文，几乎肯定会不及格。最可笑的是，那作文题要求考生“根据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联系实际生活”写作文。考官大人什么时候容许你有“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呢？他早就告诉你：“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也就是说，他事先就帮你体会、领悟好了。他根本不会和你交换任何意见、征求你的认可，就大言不惭地说“使我们领悟到”云云。你已经被关进了这个“我们”的集中营：从选择哪首诗、诗的好坏，到寓意是什么，每个细节都严格地规定好了，然后让你按照这个格式去“体会”。

　　我不想过多责怪这位出题的考官，因为在北大中文系这样的最高学府就是这么训练人的。这不叫阅读，而是照本宣科。感情的标准化，实际上比思想的标准化更可怕。然而在我们这里，这倒成了“文学”！如果你这么讲授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会没有危机呢？

　　我因为养育着一个十岁的女儿，最近正在阅读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的《汲取的心灵》(Absorbent Mind)。蒙台梭利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的第一位女毕业生，也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生。她在那个时代读大学，颇有些“木兰从军”的味道。她对男性大学生和大学教育的观察和批评自然也是独具一格。她描述道，当时的学生都留着胡子，看上去十分威严庄重。但是，这些完全成熟的大男人们却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教授讲，他们听，做教授让他们干的事情，考试成绩不好还会受到训斥。而这些人恰恰是未来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他们的才智和经验将指导世界。可是，谁会放心去看这么一位仅仅是“合格”的医生？谁会把整个工厂的设计托付给这么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谁会让一位刚刚被准许开业的律师代表自己？这些年轻人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在那里听别人讲话。但听别人讲话并无法把他们塑造成真正的人。只有实际工作和经验才能使一位年轻人成熟。这也是为什么一位年轻医生要在医院里实习多年，一位年轻律师要在专家的事务所里获得经验，一位工程师也要经过同样的学徒过程，然后才可能独立开业。不仅如此，因为他们在大学毕业时不具备独立开业的能力，要获得自己行业中的准入资格必须托各种关系，找人写推荐信，最糟糕的时候则是大量地失业。在纽约，你见到一大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那里游行，打着个标语牌：“我们找不到工作，饥寒交迫。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还觉得她是在讲中国！所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推给社会，而是坚持认为教育本身要为这种状况负责。大学教育，把20上下的成人当孩子看，让他们坐在那里几年乖乖地听讲。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怎么会指望社会雇用他们？实际上，恰如蒙台梭利用其一生的经验和努力证明的那样：对待一岁的孩子也不能这样。大人要认识到婴幼儿的大脑实际上比自己聪明(这一经验观察已经被现代脑神经研究所证实)，要让孩子自己教育自己，大人只是在一旁协助，就像当助教一样。用她的话来说，是一岁的孩子创造了一个人的人格，而不是家长和老师强加于他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就是要让人的这种能动的自我塑造过程不断持续下去。

　　而我们的教育，则是从小就把这种人的自我塑造过程给打断，想方设法地摧毁人类的能动精神。中国的孩子能得到的最大赞誉就是“听话”。没有上学就开始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虽然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到过黄河，更没有登上鹳雀楼亲临其境地感受过。家长和老师已经替孩子们感受好了，哪里用孩子自己去感受？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和老师总是诲人不倦地告诉孩子：这诗“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写得景象壮阔，气势雄浑。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我们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融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好了，这些还不够孩子消化到高中吗？感官如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不用就会萎缩。当大人从小就这样替孩子感受，或者告诉孩子如何“正确”地感受时，孩子能动的感官就被闲置，就会萎缩，长大成人后就可能变得心灵麻木。

　　我们的教育并不会在这里停止。这种教育要摧毁的不仅是人的感受力，还有人的思想能力。家长和老师还要告诉孩子这首诗的“哲理”：“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即景生意的诗，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到这里，孩子只能复述这些法定一般的“哲理”，自己的思想停止了。当孩子不用他的思维器官时，思维器官和感受的器官也就一同地萎缩了。

　　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吗？让我来总结一下。前述的湖南高考作文题目典型地概括了我们的教育过程：我们的感受、思想从小就被标准化了，都是别人在替我们感受和思想。这种教育对我们的灵魂渗透得如此彻底，乃至教育者本身都没有知觉。湖南考题严格遵循着我们的教育模式，首先替你选择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句诗，然后告诉你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完全排除了你另有所感的权利。接着，他不管你怎么感受和思想，强制性地说“它使我们领悟到”云云，好像你还没有投票他就宣布你已经让他代表你了。他后来帮你“领悟”的那一堆陈词滥调，则是你必须接受的“哲理”。应该说，在我们这个教育国度，能为湖南省出高考作文题的人肯定是该省的教育精英。我不好无限地推想，但是，以我们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经验，说此人属于中文系塑造出来的典型人才大概八九不离十吧？如果我们的学生从小如此这般地“听话”，并一直听到大学毕业，他们能为社会做什么呢？

　　“听话”不足以塑造真正的人。这套传统教育体系的问题，被蒙台梭利在六十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不过，她所观察的当时的西方教育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从她的描述本身，我们就可以辨析出两种教育所培养的两种人才：一种是在教室里“听话”的唯唯诺诺的大学毕业生，一种是长期的实习所训练出来的称职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换句话说，她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两种教育的混合。一种是僵化的大学，经常生产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另一种是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也就是实习制度。正是这种学徒制，把大学生产的不合格的产品再加工，把那些百无一用的大学毕业生训练成各个领域的领袖。可惜，她集中批判了当时的大学教育的无效性，但没有论述为什么大学毕业后当学徒(也就是实习)的经验会那么有效，以及我们如何从学徒制中寻求改造我们的大学的范本。

　　用学徒制来改造大学？这听起来如同用中世纪来改造现代社会一样荒唐。其实，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中世纪早已不是“愚昧”、“黑暗”的同义词，而被视为现代性的起源。事实上，大学本身就是中世纪创造的，其制度结构和精神实质非常近似于中世纪的行会。大学是中世纪给现代社会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乃至今天西方的大学比之中世纪的大学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考本书第一章《大学的诞生》中的讨论。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才能密码》，专门探讨才能的培养。此书我将在另一本专著中详细讨论，这里仅需要提及的是该书对中世纪行会、作坊中的学徒制的评价。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统计学家David Banks提出一篇论文，通过对杰出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数字统计，在整个世界史中界定了最为人才辈出的三个时空：公元前440—380年的雅典，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和1570—1640年的伦敦。也许不少中国人会不服气，举出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可惜，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人口基数来看，诸子百家时代人才的涌现率比起这三个时空来还是太稀疏了。记住，这三个时空的时间段仅半个世纪多一点，空间上也仅局限于一个城市。其中，如果从统计学上比较人才密度，第一名则非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莫属。我们可以随便查查名人字典：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吉贝尔蒂(1378—1455)、多那太罗(1386—1466)、阿尔贝蒂(1404—1472)、波提切利(1445—1510)、洛伦佐·梅第奇(1449—1492)、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琪罗(1469—1527)、马基雅维里(1469—1527)、拉斐尔(1480—1520)……你就数吧，这些还不包括那些领导欧洲工商业、贸易、金融的企业领袖。1440—1490年大致为两代人的时间，那时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在4万左右(中国的大学城海淀区的人口如今是350万上下)，竟产生了如此群星灿烂的文化巨子，至今照耀着人类文明。

　　应该指出，David Banks对佛罗伦萨1440—1490年这一时段的界定，就像他对其他两个城市在时段上的界定一样，显然过于狭隘。在1440—1490年以外，佛罗伦萨前有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后有伽利略。1440—1490年固然能戏剧化地显示佛罗伦萨的人才密度，但这不过是折射出整个城市长期的文化创造力和制度优势而已。无怪美国著名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Gene A. Brucker这样写道：“每一个佛罗伦萨史的学生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有创造力，如此能够变化和创新？在这些世纪的所有意大利城市中，为什么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热那亚，或威尼斯在艺术和学术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一句话：为什么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但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密码》则在承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因素，那就是手工艺作坊中的学徒制。上述那些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几乎都是在作坊中成长起来的。同时，恰如Gene A. Brucker注意到的，佛罗伦萨虽然文化繁盛、人杰地灵，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一流的大学。自14世纪以来该城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最高学府，可惜办办停停，始终不成气候。所以，大学之外的制度就更值得注意。

　　根据《才能密码》的分析，手工艺作坊造就了佛罗伦萨的天才。在作坊中有严格的等级。那些学徒的技艺是从最基本、最低级的地方开始：混合染料、准备画布、磨雕刻刀具等；然后逐级上升，所学的技艺也越来越复杂。这一学习过程，和学校里讲大课、灌输理论不同，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动手来完成。这是一种以解决真实的问题为核心的学习过程。佛罗伦萨的孩子六七岁就进了作坊，经过几千甚至可能上万小时的磨炼，最终才有所成。像米开朗琪罗，六岁就随着石匠学习如何使用锤子和凿子；后来进了学校，但马上发现自己根本待不住，还是回去再当学徒，结果一过20就出头了。手工艺作坊在中世纪的欧洲很普遍，但在佛罗伦萨最发达，组织最严密。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是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是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全是靠海上贸易起家。佛罗伦萨因为地处内陆，从一开始就特别依赖手工业，乃至威尼斯人从小上船出海，佛罗伦萨人则从小进作坊。其作坊制度无意间所创造的教育模式，比处心积虑建立的大学更能培养人才。

　　其实，学徒制所确立的干中学、学中干的原则，也被大学所吸收。中世纪的大学和以作坊为基础的行会制度都遵循这一个组织原则。师生关系和师徒关系很近似。即使现代西方大学中的许多做法，还是延续这种原则。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学，特别强调学生要参与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特别是在那些小型本科生学院，学生甚至可以和教授一起做一两年的项目。这已经和学徒非常接近了。最近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还开始了新的课程设计，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外完成与课程相关的实际工作，并以此拿到学分，否则就不能毕业。我作为东亚史的教授，目前正在挖空心思地设计，让那些研究东亚的学生到波士顿附近的学校调查中国、日本移民家庭的教育方法和价值观念。在研究院，研究生也必须当助研、助教，这种身份其实就是学徒。在商学院、法学院，案例研究则是主流。学生必须围绕着解决实际问题来推进自己的学业。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一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取消大学中的系，完全围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课程。中国则正好相反。几年前清华学生在校园里摆摊，竟被学校明令禁止。甚至两年前教育部还宣布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给本科生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要求他们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可见中国的博士生在学期间没有机会像美国的博士生那样通过当助教来完成教育学徒过程，乃至毕业后在教学上不能独当一面。

　　说到此，我们不妨还回到读和写的问题上来。上一节已经讲过，刚进北大中文系时，老师的第一个教训(有的老师自称这是给新生的“第一瓢冷水”)，就是让我们“厚积薄发”，意思是先学了知识才有资格写，基础要打扎实，别急着动笔，你们还差得远呢。在这里，学的过程和做的过程被分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你不写能学到东西吗？

　　这让我想起一个许多年前读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刚刚考取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的研究生。他兴冲冲地到实验室里见导师。导师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花一上午时间观察鱼缸里的一条鱼，然后把鱼的主要特点写成报告。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他将信将疑地花了20分钟，把该观察的都观察了，也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了，自己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上午，把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在报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说：“就这些吗？”然后随手指出几个他漏掉的特征。他回去和鱼一对，果然如此。于是，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这次他学乖了，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可是，再交卷时，导师又点出许多漏掉的东西。他第三次回去反复观察，索性花几天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最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画。只要照着鱼动手一画，鱼身上许多原来视而不见的东西就突出了出来。他正是这样过了第一关。

　　其实，他的“画”，就等于我们的“写”。我在耶鲁读书时，写读书报告成了家常便饭。每动手一写，就要先回去把已经完成的阅读再消化一遍，发现本来以为读懂的其实没有懂，或者说阅读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仅如此，我几乎马上就要顺藤摸瓜地找许多额外的书和文献来做一番深入研究，才能把有关问题吃透。讲“厚积薄发”的老师也许会说：“你不读可怎么写？”我则要问：“你不写怎么读？怎么发现问题？”现在我在大学教书，在课堂上反复要求学生作口头报告、参加讨论。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每每告诉他们：“不要觉得自己读懂了。懂不懂，要看你能否用自己的话简单扼要地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要看你是否能够回答有关问题。”事实上，许多自以为懂的学生确实讲不出来。有的讲出几句，我根据书上的内容问几个问题，马上就哑了。光是读怎么可以呢？

　　写期末论文、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参与讨论，这些和手工艺作坊里的动手是一个道理。你必须通过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来学习。比如我讲中世纪经济史时，给学生们留的作业就是在那个时代找工作。比如佛罗伦萨的大商业公司，经营着重要的银行业，在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分支，每个岗位对雇员都有具体的要求。你把一个岗位的功能理解清楚，想明白自己需要具有什么素质才能胜任，这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公司的运营有通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不可能简单地把书上的内容复述一下了事。这种通过“动手”而完成的阅读，和我们传统的阅读完全是两码事。还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两句诗。我实在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能不进行任何解释，而让学生自己去体会，让他们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写篇小论文呢？如果是这样，许多学生开始时恐怕会一头雾水、不得不在早春时节到外面亲身观察。有的人恐怕会根据这种实地观察发现：“草色遥看近却无”并不那么准确：你在百米外看早春的草坪是淡淡的绿色，在一米处也许绿色确实如诗中所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但是，蹲下来真正地近观，则能看得到那刚刚冒出来的绿芽。有的同学也许会像印象派画家一样去研究色彩在我们的感官中的形成过程，或别有所悟。有的同学也许会问：这种诗句是否是反映着骑在马上的官人的视点？两脚泥巴、离地面更近的农民是否另有所见？这样学来的东西，难道不比坐在那里听老师反复地讲“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要有意义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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