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美国梦”的典型实践者：作为东欧移民，以20美元白手起家，后来他创办的公司发明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卖了70亿美元。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他曾是一名“叛逃者”，也是唯一一位当上前南斯拉夫总理的美国人，并险些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过去10年，他是奖金最高的美国高管之一。他就是，美国生物制药龙头企业MP公司董事长兼CEO米兰·帕尼什。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表示：“我是一名科学家兼商人，而不是政客，因为科学比政治更能直接为人类做出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被要求从政的，是政治在那等着我而已。”

　　“他是一位科学家，世界领先制药公司的创始人，他险些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10月底的一天，北京大学礼堂正在播放一辑制作精良的人物传记短片，时长近10分钟。

　　灯光亮起，米兰·帕尼什(MilanPanic)出现在演讲台上。这一次，他是以美国MP生物制药公司CEO、《科学新闻》杂志嘉宾的身份，为北大学生做一场关于“科学创造传奇”的演讲。80高龄的帕尼什跷着二郎腿，一只手撑着下巴，不时对听众微笑，除了浓重的东欧口音，看不出他与其他美国人有何不同。

　　他是“美国梦”的典型实践者：作为东欧移民，以20美元白手起家，后来他创办的公司发明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卖了70亿美元。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他曾是一名“叛逃者”，也是唯一一位当上前南斯拉夫总理的美国人，并险些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

　　“你知道吗？当我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我不停地告诉人家，‘嗨，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美国人了，也许你不喜欢我当你的总统，但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耻’。”1992年，作为南斯拉夫总理，他试图把美国的那一套制度带入祖国，并期望通过一场美式大选结束米洛舍维奇时代，但他失败了。

　　仅当了半年总理，64岁的帕尼什就被迫离开。回到美国的他没有选择退休，而是继续CEO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全美最成功的CEO之一。据美国薪酬信息公司11月公布的最新统计，帕尼什在“过去10年美国奖金最高高管排行榜”上名列第四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

　　如今，帕尼什定居在美国加州西海岸的别墅中。为拓展中国区业务，80岁的他特地飞到上海和北京分公司，在上海的4天中，董事会议曾开到夜里10点。

　　在北大的演讲结束后，帕尼什对《外滩画报》说：“我是一名科学家兼商人，而不是政客，因为科学比政治更能直接为人类做出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被要求从政的，是政治在那等着我而已。”

　　“叛逃者”的加州梦

　　米兰·帕尼什1929年出生于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穷困家庭，在他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养活母亲和两个姐妹，很小，他就开始在花园里自己种菜并沿街叫卖。“我还养过兔子，因为它们繁殖得很快。”1944年，14岁的帕尼什加入了铁托游击队抵抗纳粹。他先是在爆破连炸铁路，后来成为通信兵，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送信。

　　战后，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完成了化学专业的学习，当时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难以学以致用，对前途感到担忧。凭着在游击队的经验，他成了一名专业自行车手，1954年帕尼什赢得了南斯拉夫全国自行车比赛冠军，后来进入了国家奥林匹克预备队。

　　国家队的巡回参赛使他有机会接触东欧以外的世界。1955年8月，国家队访问荷兰时，帕尼什悄悄地溜出了队伍，成为成千上万的“可耻叛逃者”之一。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后，第二年他被一个难民项目选中移民美国。

　　他和千千万万的难民一样，被送到了加利福尼亚，追寻“加州梦”。来美国时，伴随他的只有妻子、两只破皮箱和不到20美元的家底。很快，他得到了去南加州大学化学专业深造的机会。

　　其间，一个名叫沃森的剑桥大学学生和伙伴克里克发表了一篇关于DNA的结构和自我复制机制的论文，被视作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美国也首次掀起了基因研究的热潮。1959年，帕尼什决定在基因领域寻找商机。

　　“我说服了导师和朋友们投资，建立了我的第一家公司ICN。”所谓来自导师和朋友们的支持，不过是200美元的集资和实验室用过的旧仪器。

　　利巴韦林奇迹

　　帕尼什最初的目标是对基因技术进行商业开发，研发几种能治病的药物。

　　1960年代，ICN推出治疗帕金森病症的药物左旋多巴，这为公司赢得了第一桶金，也让帕尼什成为了华尔街的宠儿。此后，IBM和柯达公司纷纷投资ICN的生物研究项目。

　　1968年，ICN发明了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这对帕尼什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时我们只想发明一种抗流感病毒的药物，没想到它能阻碍那么多流行病菌的繁殖。”此后数年，这种药物被广泛用于上呼吸道感染、肝炎、小儿腮腺炎等，销售收入高达70亿美元。

　　1987年，当艾滋病毒在全球掀起恐慌时，帕尼什抛出重磅消息，“利巴韦林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华尔街一片欢呼。但帕尼什却遭到了美国FDA的警告，该组织调查后认为，利巴韦林根本没有这种功效，在它的批文中该药物只对呼吸系统的感染有作用，并对帕尼什开出了巨额罚单。

　　帕尼什却决定跟FDA对着干，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有用就是有用，FDA和那些专家都没有决定权。”

　　与政府部门对立的结果就是遭遇数年的调查和制裁，此后几年，帕尼什每天都要面对卫生管理部门和证监会的问询。但投资人对此不买账，他们选择用脚投票。仅在1990年，ICN就遭遇7100万美元的撤资，销售收入减少8200万美元。

　　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帕尼什支付了60万美元的罚款，在药品宣传单上删去了治疗艾滋病的字眼，但他仍坚持认为利巴韦林有这种作用。

　　1998年，当帕尼什在试验中发现利巴韦林有治疗丙肝病毒的功效时，他向FDA申请更改药品说明书，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帕尼什学乖了，他捎上了罗氏制药和先灵葆雅，由这些大公司出面申请：配合使用罗氏的药物，利巴韦林对丙肝有抑制作用。最终涉险过关。

　　“他的执着让我们过了FDA这关，米兰就是固执的塞尔维亚人的典型。”

　　公司董事、前参议员伯奇·巴亚回忆道。

　　遭遇七次暗杀

　　“对崇拜者来说，他聪明、慷慨、有魅力，对反对者来说，他专断又自我。”加州的《橘子郡纪事报》曾如此评价帕尼什。“让他安静30分钟就像把吉露果冻粘在墙上那么难。”他的私人律师奥唐奈说，“他带着Mach 2左轮手枪出行，这副模样不树敌都难。”

　　1990年代初，帕尼什的祖国南斯拉夫遭遇剧变，1992年7月，作为“最有名的塞尔维亚人”，他受邀回南斯拉夫出任总理。“我并不是回去竞选总统的，我回去是受到大学、工会以及政治领袖们，最重要的是大学生们的邀请。”多年后的今天，帕尼什告诉《外滩画报》。

　　这一举动让西方十分震惊。《华尔街日报》认为，当时米洛舍维奇此举意在让帕尼什作为桥梁，向西方示好，从而减轻西方的制裁。

　　但“美国人”帕尼什却不喜欢顺从。据《人物》杂志报道，有一次，帕尼什带着西方记者乘车视察南斯拉夫，意外遭遇袭击；帕尼什保住了性命，但一位美国记者不幸身亡，这是对帕尼什的警告。“他们告诉我，我活到现在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曾经有七次，有人尝试要杀我。”他对记者感慨道。

　　但帕尼什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做人的原则，“我的价值观是从不妥协，科学没有妥协，政治也许有，但我没有妥协。”他对《外滩画报》说。而他的顾问当时对美国媒体说：“帕尼什管理国家像管理公司一样，不会妥协怎么行？”

　　1992年底，帕尼什在总统大选中向米洛舍维奇发起挑战，但最终败北，随之结束的还有他的总理生涯。

　　三线作战的团队

　　重返美国后，帕尼什几乎没有休息，就回到位于加州橘子郡的ICN公司总部上班。

　　没想到一踏进办公室，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华尔街的分析人士称，帕尼什的回归意味着他的东欧拓展战略将继续，而那里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对于股东们来说是最大的利空。

　　经过近5个月的努力，帕尼什重新回到CEO办公室。他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将战略重心转向西欧、南美和亚洲，1990年，一直希望回报祖国的帕尼什买下了南斯拉夫一家药厂75%的股份。“如果火星或者金星上有市场，他也会想要开拓的。”他的合作伙伴曾这样评价他。

　　帕尼什还建立了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在ICN和子公司的董事会名单上你会发现：有两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三位美国证监会的前主席，一位俄罗斯前外交部长，还有一位前美国参议员，一位美国前州长。“我拥有了一个科学小组，一个商业小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参议员、众议员会帮助我们。”帕尼什坦陈。ICN的董事会成员、前加州州长杰弗里·布朗曾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当初为了获得“利巴韦林可以抑制艾滋病毒”的批文，他曾向FDA的代表、他的一位老乡游说：“帮我看看事情卡在了哪里？”

　　然而，永不轻易言败的帕尼什最终离开了ICN，2002年，他被董事会踢出管理层。离开ICN后，已经74岁的帕尼什买下了MP生物医学公司。“我离开前，ICN的累计销售额已达到了250亿美元。”帕尼什解释说，“而这一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将开始书写另一章。”

　　“我并不适合做领导人”

　　Q:政治和科学，你认为哪个更有趣？

　　A:科学！科学！科学！

　　Q:为什么？

　　A:因为科学比政治更能直接为人类做出贡献。我是一名科学家兼商人，而不是政客，政治只是在那等着我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被要求从政的。

　　Q:1992年你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为什么回到南斯拉夫去竞选？

　　A:我并不是回去竞选的，我回去是受到大学、工会以及政治领袖们的邀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学生们的邀请。

　　Q:在你担任总理的时候，你致力于将资本主义引入南斯拉夫，你是否觉得当时引进资本主义为时过早？

　　A:资本主义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Q:当时你未能如愿当选总统，原因是什么？

　　A:科学和政治有很大的不同，科学尤其是像制药这样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妥协的，但是在政治中却充满了妥协。政治家必须不停地妥协，但我不是一个爱妥协的人。我和其他政治领袖不同，这让我并不十分适应去当一个领导人。

　　Q:你当时带着遗憾离开祖国，后来就一直致力于科研领域，并把你的制药公司推向全球，你是怎么做到的？

　　A:在一些领域的成功能让自己感觉上好过一些。

　　我并没有将那次竞选视为一次完全的失败，对我而言，那是另外一种成功，因为我没有妥协，没有当成总统也让我的人生走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又重新走回了商业领域，而且做得不错，帮助了很多人。

　　当时我的确有些沮丧，为什么我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而现在证实我当时是对的，现在他们自己想要加入欧盟了，他们愿意打开界限了，只是晚了十年才开始做这些事罢了。

　　Q:你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A:我认为人需要拥有一个梦想，一个你喜欢去完成的梦想，那就能激发你，因为梦想通常都高于现实，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必须努力。同时你要拥有精力。因此梦想激发你，而精力支持着你。

　　Q:你最初也有一个美国梦？

　　A:不不。我最初的梦想只是活下来，因为经历战争，你不得不变得幸运、聪明，你不需要有大智慧，但一定要足够的聪明，同时你需要非常充沛的精力，才能活下来。

　　Q:管理国家和管理公司有何不同？

　　A: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体系，仅在欧洲就拥有一万七八千名员工。我必须告诉你，在把科学研究融入到商业治理方面，因为我不会妥协，一度让我的管理变得非常困难。在组织团队方面，我需要找到非常擅长于此的人，我绝不会雇佣任何知道得比我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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