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坚硬的混凝土结构远非穿过柏林的一道伤疤，还是冷战的某些最戏剧性时刻的背景。

　　作为东德边防部队的政委，克劳斯-彼得·伦内伯格对自己的职责确信无疑。“我准备好用我的武器护卫前线，”他回忆道，“我确信，要保护和平就必须这么做。”这位陆军上尉是自称为“工人的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以及“反法斯西保护屏障”（共产党称1961年8月竖立的柏林墙的双关语）的忠实信徒。

　　因此，当1989年11月10日早上醒来，迎接他的是一位同事军官带来的惊人消息时，伦内伯格惊呆了。他的同志告诉他，“伦内，边境开放了。”

　　他和朋友玩了个通宵，对这个戏剧性事件感到茫然。“我听到这事时，只是想‘噢，我的天，就这么简单，GDR完了’。我的世界崩溃了。”伦内伯格现年 48岁，是位留着胡子的热心人。如今，朋友们都知道他很幽默，是酒吧的卡拉OK的明星，似乎与当年监督格杀勿论政策的冷战勇士判若两人。现在，他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成功的顾问——这个职业在他曾经崇敬的国家闻所未闻。

　　他十五岁时就决定要当一名边防军官。这是共产主义者家庭背景下，一位年轻人具有的思想信念。“当时，我真的相信我做的事情，也认为要进步，就会有受害者，就会有牺牲。我从来没意识到我们听到了那么多谎言。”二十年前的下个星期，冷战最突出的象征——由三百多了望塔监视着，无数地雷守护着的九十六英里长的柏林墙和死亡地带——被摧毁了。为了纪念这个日子，由前共青团宣传书记转变为基民党保守派、领导着这个统一国家的第一位东德人总理默克尔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11月9日在柏林举办的二十周年聚会。

　　那天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永远改变了世界。仅仅六个星期，这件事就成了推动席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效应的催化剂，最终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告终。

　　作为《每日电讯报》通讯记者，我在冷战时期常常访问这座分裂的城市，也到过东柏林采访柏林墙消失带来的后果。最近，我又回到那里采访这些变化。

　　那道坚硬的混凝土结构远非穿过柏林的一道伤疤，还是冷战的某些最戏剧性时刻的背景。1963年，约翰·肯尼迪站在封闭的勃兰登堡门前，以一句“我是柏林市民”来宣布自己的团结愿望。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利用同一个地点，向他的苏联对手挑战： “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渐渐地，在许多地方，越来越难以确切地分清哪里曾经有过边境。那里只有短短的几部分被作为纪念物保留下来，受到保护，而那片死亡地带已经变成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游客们在大门口转悠；战前柏林最繁华的中心波茨坦广场，曾经沦为无人区四十年，如今成了一批新办公大楼的所在地；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东德菲德烈街两旁都是高档时装店；前西德已经在东部地区开辟了新时尚。

　　然而，政治上和精神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柏林最近举行的议会选举，其选票分布也是惊人的——西部地区绝对多数投保守的基民党，而东部地区则支持左翼党——前共产党和社会党及绿党的联盟。

　　最戏剧性的事情，也许是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七分之一的德国人（16%西德人和10%东德人）说，他们怀念国家分裂的那些日子。对西德人来说，产生此结果的原因是巨大的统一成本；而导致东德人有此想法的原因是过去二十年忍受的经济困难。

　　当年通宵狂欢的热情尚未褪去的时候，你无法想像这样的思想。当年的11月9日晚上，西柏林人热情拥抱潮水般涌过边界的东柏林人，开始通宵狂欢。哈尔穆特·贝尔的朋友敲打他家的门，告诉他：“我们能去西边了。”随后，他加入了第一批踏上西柏林土地的人群。第二天，他像伦内伯格一样还处于不相信的状态。 “11月10日，我醒过来，而世界永远改变了。”贝尔先生说。当时他三十岁，是位自由摄影师。“我记忆中从来不存在没有柏林墙的时候。我两岁的时候，他们垒起了这堵墙。它的存在就像水是液体一样，是生活的事实。它不仅穿过了这座城市，也穿过了我们的大脑。”

　　1961年8月13日，东德当局开始竖立带倒刺的铁丝网，分割柏林，以阻止东德自己的人民，为逃避政治镇压和经济停滞而大量流失。边防战士得到在死亡地带格杀勿论的命令。在过去二十八年内，136人在试图逃跑过程中失去了生命。

　　沿着东、西德同样被强化了的隔离带，总共还有1200人死亡。不过，仍有许多人设法逃了出去，他们往往采用具有丰富想像力的办法——通过地道、自制气球和秘密车厢等方式——逃走。这证明压力是独创性之母。

　　然而，1989年11月9日夜里推倒这堵墙的事实，最终成了不幸的错误结果。来自东西柏林的数千名市民在庆祝柏林墙的开放。图片来源：AP  在莱比锡和东柏林街头抗议的人，由几百人增加到成千上万人，使共产党政府在几个星期内产生了压力。

　　“我们是人民”的歌声在街头回荡。不过，除了改革垂死的体制、废除可恨的走出苏联集团的禁令以外，很少有东德人还有真正的梦想。

　　政党书记草拟了一份新的开放出国旅游的旅游法，努力宽慰抗议者。这个文本在11月9日晚上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递交给政府发言人Günter Schabwoski。

　　这位苦恼的官员正式宣读了细则，引起一位外国记者发问：什么时候这个新规则能生效。Schabowski先生不能肯定，他迅速翻看文件，寻找指南，但是没找到，他犹豫着宣布：“Ab sofort”（马上）。

　　不久，西德电视台和新闻机构就宣布，边境开放了。这个新闻如野火一般在东德蔓延开来——在那里，西德的电视得到广泛的关注——数千人步行或开着自己狭小的特拉贝特轿车，涌向戒备森严的过境点。

　　慌乱的边境部队指挥官拼命打电话请示命令，但是什么也没收到。最后，他们屈服于人潮涌动，打开了大门。一枪未放，墙就被拆掉了。像贝尔先生这样持怀疑态度的东部人，突然发现自己站在被长期禁止进入的土地上。

　　仅仅11个月后，1990年10月3日，随着东德、西德合并，GDR不复存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主义胜利者提出的条件。新德国的阵痛是巨大的。尽管当时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非常令人满意地向他的新东部同胞承诺一片“繁荣的景色”，但是许多人经历了经济困惑，因为GDR效率低下、又投入巨资的重工业和农业面对西德的竞争，在一夜之间就被搞垮了。

　　在东部大多数地区，失业率明显更高，平均工资更低。最初几年，在东部城市中，常常有行为暴戾的青少年袭击外国人。由于对当地采取丑陋形式不满，有些新纳粹党人还进入某些国家集会。

　　许多德国人依然顽固地继续尊敬傲慢的西德人看法，抱怨东德人。这些陈词滥调为受欢迎的黄金时代剧团的康兹坦司·贝伦兹和她的搭档奥利佛·陶特莱特提供了丰富的嘲讽对象。康兹坦司在推倒柏林墙的时候，是东德一个小村子里的八岁孩子；奥利佛1989年在西德，十六岁。

　　“我依然感到我们东、西德的人在思想、目标和方法上有分歧。”她说。“东德当然有我怀念的方面——同志友情和帮助。我们往往没有多少其它东西。”他们的短剧串联了所有人物——从搬进普伦茨劳贝格铺着鹅卵石街道的西德雅皮士，到捍卫东德“过去的好时光”强硬的前东德居民。观众的反应往往透露出他们的根。“比如，你仍然能看到有些人不会对有关原东德斯塔西秘密警察的笑话发笑。”陶特莱特先生说，“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二十年前的事。”没有人准备或能够向前进，尤其当年中年一代的东德人，他们往往是些党员。他们不仅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失去了他们为之奉献出生命和精力的体制。

　　马迪亚斯·米勒以另一种方式挑战这种成见。他在东部城市什韦林组织了东部节，自10月30日起为期三天。他说，“我们要重点展示的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东部是什么。我们不能只以作为GDR的过去来定义自己，还要展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我们都必须前进。”

　　“有些人具有简单化的倾向——要么谴责过去的一切，要么怀念过去的好时光。”他说。

　　“两种倾向都存在偏见，都不对。”

　　1989年11月，西班牙和英语翻译格哈德是东德奥委会官员，党员。当两个奥委会“合并“时，他和他的东德同事都被解雇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努力找工作。

　　“没有统一，只有殖民。”如今66岁的格哈德说，“我在46岁发现自己成了一堆垃圾。对我们来自GDR的那些人来说，那是一种新的，不好的经历。所谓的统一，从历史上来说，是倒退的一大步。”马里奥对过去的看法没多少区别。他在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的工作是为那些在过去旧体制的政治迫害中受罪的人组织运动。

　　“你看，有些老同志在商业和政治上自己做得很好，而许多受害者仍然在与命运搏斗。”马里奥说。他试图逃避匈牙利铁幕而被捕，曾被单独监禁在臭名昭著的斯塔西监狱三个月，并在那期间受到审讯。

　　“如今，有人说GDR不是那么糟糕的地方，不是真正的独裁政权。

　　“要解释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向反对它们的人致敬是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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