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和巴黎的地位遭受挑战。
曾经的大都市如今大多衰落;而曾经的小地方在我的有生之年却繁荣壮大。因此,我们要知道,人类繁荣从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我会对两者都给与关注。——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如果伟大的希腊编年史学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城市兴衰速度之快感到震惊。在不到一生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全球化新兴都市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其他许多城市的相对衰落。由于全球大多数人目前都居住在城市中,这些城市用它们的新财富所做的一切将最终塑造出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世纪。
仅仅在25年前,当你漫步在上海外滩,你很少能看到汽车,也没有现代化的高楼。简陋的人行道与街道相互交错,到处是衣着寒酸的人群。十年后,莫斯科还处于极度的荒凉时期,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面无表情地在排队等着购买劣质商品。你可以打出租车,然后用一包Kent香烟来付车费。
如今,这两座城市都已经冲破了社会主义禁锢,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这当然也意味着高消费的出现;莫斯科的酒店住宿价格去年位居全球之首——而如果像25年前一样,酒店条件较差,就便宜的多。与此同时,上海也呈现出一派交通繁忙的景象,在拥有了新地铁和一座100层的办公大楼后,它又将开始建造另一座高达121层的摩天大厦。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其它一些大城市的崛起,如印度的孟买、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北京;巴西圣保罗;以及迪拜。25年前,这些城市要么是名不见经传,要么是因为贫穷而非快速的发展而出名。
当然,这些城市的财富或经济实力都没有超过东京、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洛杉矶、首尔、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中心城市。但是,这些新兴的全球化城市正凭借惊人的发展速度追赶这些中心城市。
经济基础是这些城市兴起的主要原因。过去25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增长逾400%,而中国的增幅则达到惊人的1500%。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孟买和上海等中心城市,而农村仍然是最大的贫困人口集中地。同一时期内,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45%,大多数西欧国家更为逊色。
初露端倪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必会扩大这些趋势。引领经济复苏、从世界各地不断壮大的商业伙伴那里购买商品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大多数情况下,基础产业引领发展之路。制造业推动中国大都市的崛起。在巴西圣保罗,从制鞋、航天到科技业均增长强劲。这座城市还主宰着巴西日益繁荣的可再生和传统能源产业。能源——多数是矿物燃料类——是莫斯科和迪拜的发展引擎。然而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旧约克郡谚语有云,“要赚钱就别怕脏”(where there‘s muck,there’s brass)。
当然,过去一年油价下跌给方方面面多少带来了不良后果。加州房地产投资商Bob Christiano指出,2008年,阿联酋半数以上建筑工程搁浅,这些项目总价值达5820亿美元。但是,目前油价似乎重拾升势,你可以想象,在迪拜、莫斯科和圣保罗这些地方,一切都在好转。
并不是所有新兴城市都在发展中国家或前共产主义世界。北美至少也有三个真正的世界新兴城市,分别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休斯敦和达拉斯。这些地区的经济以能源和日益壮大的工业力量为主,而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去年,休斯敦和达拉斯两地的人口比美国其它大城市增长得都要快;过去十年,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速比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或旧金山快六倍多。
但仅有人口统计数字并不能代表什么;像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人口增长也很快,但却无法登上全球新兴城市榜。主要区别就在于德州城市不断崛起的企业力量。休斯敦有27家《财富》500强企业,在数量上超过了芝加哥,达拉斯也有14家,排名第三。这两个德州城市《财富》500强企业的总数与纽约不相上下。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型企业曾将纽约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同样,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也成为多伦多的主要挑战者,其企业总部也不在少数,原因除了石油资源丰富外,还包括较低水平的税收和监管。卡尔加里现在已轻松成为加拿大人均收入最高的一个地区。在增长方面,其主要的长期对手被证明可能是同处一个省份的埃德蒙顿。埃德蒙顿靠近阿尔伯达省的大型油砂矿藏。
在澳大利亚,濒临印度洋并主要从事铁矿石等重要商品贸易的城市——佩思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城市已经成为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历史名城的一个最主要的威胁。后两者的成长主要依靠国内外的移民和发展。
这些全球新兴城市在受到房产危机冲击时,也比国内的其它竞争者要幸运得多。印度和中国的发展为佩思、卡尔加里、达拉斯和休斯敦等城市的商品和人才造就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的市场。而市场大部分是建立在商品和资源开采的基础上。世界新兴城市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渗透到了佩思日益发展的旅游业和休斯敦不断壮大的医疗服务大环境中。
另一个群体也纷纷成为发展中世界的超级明星:他们就是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城市,如纽约、伦敦、洛杉矶和旧金山。过去25年中,多数大型铁路、公路、机场和卫生系统项目并未出现在欧洲或美国,而是在东亚、南亚、中东和巴西。甚至在西方国家努力摆脱房产危机的时候,孟买、班加罗尔、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住房价格还是一路走高。
这些诱惑让人无法抗拒,特别是那些拥有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就在上个月,Adam Mayer这名原来在旧金山从事建筑师工作的20岁上下的小伙子迁居北京。他看到周围虽然混乱,但机遇还是无处不在。他告诉我:“在等待经济复苏的同时,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可能会见证一场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发展传奇。”
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已经成为全球城市新秩序的最大标志。上海已成为全球第四高的城市,拥有21座超过700英尺高的大楼。在全球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只有一栋(即原来的芝加哥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现名为威利斯大厦(Willis))座落在美国或欧洲。如今亚洲的高楼要多于北美。在2006年完工的十大最高大楼中,四栋在中国,四栋在中东。一旦建成,迪拜塔(Burj Dubai)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楼。
尽管相对较逊色,但俄罗斯城市的高楼大厦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大变化。直到最近,莫斯科才有了高于787英尺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主楼(Moscow State University)的建筑。如今,莫斯科拥有14栋已完工或在建的高楼,其中一栋即将取代目前的纳比惠赞那亚楼(Naberezhnaya Tower),成为欧洲最高的大楼。此外,目前正在与中国投资者商议另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唐人街(Chinatown)大厦。
尽管发展迅猛,现代色彩日益浓重,但这些城市似乎并不能成为以普通生活方式为主的“最佳城市”中的一员。虽然慕尼黑、苏黎世、哥本哈根和温哥华与北京或班加罗尔比起来生活节奏较慢,但是这些城市往往更富裕、组织性更强、更清洁且更安全,而且这些城市贫困人口要少得多。甚至像东京、伦敦和纽约等当今国际大都市也能绽放出优雅都市风格的文化氛围。
相比之下,就本质而言,新兴都市通常不太注重环境、地方美学以及构成社区的更多其他重要因素。上海“豆腐般的”土壤可能不太适合建大量高耸入云的建筑。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迪拜的某些建筑可能会加快对波斯湾海岸的侵蚀。
负责设计过莫斯科、迪拜和波斯湾其他城市的大型建筑的伦敦建筑师Eric Kuhne指出,这些新兴城市通常忙于建造和试图用建筑或适当的规划来吸引全球眼球,以至于无法让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困难有所改善。这样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显得“鲁莽和野蛮”,但是在各个方面又都很直率——它们是在世界大城市中的新生儿,而这些地方较重视金钱和实力而较少重视文化和美丽。
Kuhne补充说,就像历史上的暴发户一样,这些快速发展的实力中心心怀“拥有重要、‘现代’而崭新形象的欲望。在追求成为地平线闪耀之星的浪潮中,他们……在无控制的肆意发展中……迷惑了……甚至迷失了。”
不过,Kuhne提醒我们,过去,人们可能也对纽约、伦敦、东京、芝加哥或洛杉矶等当今世界大都市提出过同样的评价。这些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大发展年代经历了“类似的疯狂。我们破坏了数百年都市生活原有的完善体系[并]牺牲了房屋所有权和自治的社区和家庭结构。”
Kuhne指出,最终,拯救这些城市不是靠模仿西方的方法,而是靠从他们本身的古老传统中获取灵感。毕竟,中国人、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并不是城市建造的新手。但是不管他们决定如何建设他们的新城市,这些国家正为我们所有的未来城市提供蓝图。
Joel Kotkin是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未来城市学的一名高级学者。他担任newgeography.com主编,为福布斯每周的New Geographer(新地理学家)专栏供稿。他正负责伦敦Legatum Institute的一项全球城市向上移动性研究。他的下一本著作《The Next Hundred Million:America in 2050》将于明年年初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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