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国际建筑师们所知的是，中国的生态城市试图成为绿色城区设计的典范。但这个计划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却考虑甚少，因而这些大受推崇的项目大多最终被放弃了。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新闻报导在2005年所宣传的“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城市”现在应该即将完工。这个富于远见的项目要在拥挤的大都会上海附近建设一座绿草覆盖的小岛，将其从一个闭塞的泥沼变成一个布满节能建筑的供50，000人居住的明星社区。垃圾将被子回收用作燃料，海滨将布满漂亮的微型风车。原来的计划要求第一期的建设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行时完工，使这个城市得以诠释其建设一个绿色未来的承诺。按照为期30年的规划，东滩社区将容纳50万居民。

　　一位设计师提交的上海附近的东滩规划方案

　　如今，一切几乎空空如也。一些居民被迁出了小岛，许多人成了大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尽管这个项目在国际上广为公布，但大多本地人对其知之甚少。支持这个项目的政治领导人因为腐败丑闻而下台，他们继任者则听任建筑许可过期。

　　同时本土的环保主义者和学者们公开在中国媒体上反对这个项目，计划中的建筑工地正好位于上海外面的最后一块湿地上，它还是珍稀候鸟的栖息地。农田位于项目边上的一位农民在2007年告诉记者，没人告知他这个改造计划，更不用说征求他的意见。按照研究出版机构Access Asia在上海的一名合伙人Paul French的说法“那儿没有建过东西——它真的是开倒车了，之前建成的一个接待中心现在也被关闭了。”

　　被高度推崇的东滩和黄白屿生态城市陷入了麻烦。

　　东滩和中国其它被高度推崇的生态城市意味着未来可持续发展设计的典范。但它们变成了图纸上的大胆想象的典范——或者毁于低劣的执行。多数情况下，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态城市都是由国外著名的建筑师或工程公司设计的，他们一头扎进项目中，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知之甚少，并且对于这些乌托邦社区所要服务的当地居民的需求也体察甚微。

　　"一开始我总是惊讶地发现人们多么喜欢将这些生态城镇吹捧为中国维护环境使命的象征，然后惊讶于事情被搞砸。中国战略发展伙伴的创立者和常务董事Richard Brubaker说道。

　　Shannon May,一名研究黄白屿生态城市困境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博士生，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网站上评论道：“在这些饱受赞誉的项目为外国的设计公司赢利了名声和金钱，给地方官员带来了提升的同时，他们却将本应服务的群众抛在脑后。”

　　黄白屿项目试图将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改造成一个更节能的社区。这个构想的一部份是用特别的草料和压缩泥砖来做建材。不幸的是，在2006年首批完成的42套住宅中，只有少数用特制的砖建成。Ethical Corporation报道说，成本超支导致许多村民住不起这些房子。另一方面，虽然有些房子住得起，农民们却不愿意住进去。他们抱怨说新的院子不够用来养牲口和维持生计。

　　在现场考察的May说,困扰项目的问题包括“技术上的不成熟，材料的缺陷，缺乏监督，以及沟通不良。”奇怪的是，有些住宅还建有车库，尽管村民们并没有车子。

　　尽管令人失望，但并不足为奇。在中国，宣传炒作总是来得容易，因为外国人急切地愿意相信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无所不能。最初的预期往往不切实际，人们急于下决论，却对中国的运作模式知之甚少。

　　在东滩和黄白屿的案例中，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审察项目的命运来为未来总结教训。

　　有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那些高调和宏大的项目中。“小男孩”Richard Ferris,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名Holland & Knight公司的律师解释道，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法律中，存在着一种“愿望型文化”更甚于“守法型文化”——这意味着对于法规和计划的执行和监督经常得不到落实。在北京的人行道上，布满凸点的石板盲道上突然通向打开的井盖，任何曾经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用途先进的道路却可能充满危险。

　　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那些最广为人知的生态城市，包括东滩和黄白屿，是按照一些最自负的国际建筑和设计公司的意见规划的。在上海外围建设一个生态城市的设想最初孕育自国际性咨询公司麦肯锡。受人尊敬的英国设计、工程、规划和商业咨询公司Arup设计了它在网站上自称为“大师级规划”的东滩项目。在2005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甚至赞美东滩项目的合作是中英关系牢固的象征。

　　还有William McDonough——一名美国建筑师，《从摇篮到摇篮》的作者，美国绿色建筑运动的名流——参与了黄白屿的设计，以及中国其它生态项目的“概念性规则”。

　　一名北京的环保主义者，太平洋环境组织中国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文波(音)评论道：“我知道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国际性公司，包括一家英国的建筑公司和美国的William McDonough的建筑设计公司，参与了规划；我认为他们都应该为出现的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

　　不管你喜欢与否，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工场，一个供新技术和全球天才实现未来主义梦想的实验室。外国建筑师们设计了北京许多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包括奥运会的“鸟巢”“水立方”以及CCTV大楼。这一国际性关注有助于解释对于这些生态城市高度的期望以及现实中巨大的失落感。文先生恰如其份地指出，这些项目在国外的知名度总是远高于国内。

　　几年前McDonough表现出的热情代表了生态城市规划者们的宏大愿望。在一段如今能在Youtube上找到的幻灯片上，他说：“我最终将向你们展示我们为中国政府建设的一座新城市。按照《从摇篮到摇篮》的模版，我们现在正为中国做12座城市。我们的任务是在12年内签订协议为4亿人口设计居所。。。”

　　如今，随着媒体对生态城市的批评日益增加，McDonough的建筑和社区设计公司William McDonough + Partners对于中国项目的参与不再重视。公司的公关主管Kira Gould说：“过去我们在中国做过非常有限的一些概念性规划，目前我们不再做中国的社区设计/规划项目了，”

　　即便在问题曝光以后，Arup仍然继续推进参与东滩生态城市建设，虽然最近的新闻和公告用语谨慎，对于项目是否在建语焉不详。一名Arup的发言人不愿接受采访。

　　那么为什么这些规划没有结出成果？

　　在东滩的案例中，正如Paul French在Ethical Corporation的网站上贴出的播客中解释的那样，第一个问题是在由谁实际投资项目上的争执。“双方——一方是Arup，他们自称为这个项目的”营造商“，别一方面是上海工业投资公司(中国政府的臂膀，土地的所有者)——都认为对方会为项目投资。因此Arup认为他们将从项目设计中获利，而政府将会投入建设并付给他们一笔不菲的费用。而中方认为Arup将会建筑这个项目而他们将免费得到一座生态城市。”

　　另一个障碍是这个项目的浓厚政治背景。当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个项目公认的支持者，在2008年因为受贿和滥用权利而被宣判入狱18年，项目就停了下来。按照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Peggy Liu的说法，“东滩陷入僵局主要是因为上海市长的更替造成的。”

　　在黄白屿的案例中，对当地需求缺乏了解造成了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个问题：没有人确保图纸上的计划持续落实到现实当中。关于生态砖的混乱和小插曲就是一个建设混乱的一个生动例子。

　　为了建成成功的绿色社区，它不仅要限制炭的排放量，还要适宜居住并且适应周围的环境。没有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广泛的了解，对于外国规划者来说，即使带着最良好的意图，也很难理解将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一个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McDonough在柳州的另一个规划中的城市的一张蓝图中提倡农民们使用屋顶种田，之间用小桥联接。不管在生态上是否为可行的方案，人们不禁要怀疑新移民们能否受得了建筑物中间那些眼花撩乱的交叉。)这也是Brubaker强调更充分的社区调查和一个“本地化流程”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些不那么广为宣传的建造生态城市的方法正在中国采用，目前看来成效更大。新加坡和地方政府联手在天津附近建造的一座生态城市看起来更有希望，部分因为资金是由双方共同提供的，而且该项目预期获得的不仅是声誉而且还有金钱，以及实施更高水平的监理和即将完工这一事实。

　　大体上，在中国，最近热衷于推广绿色建筑法规更甚于从零开始建设生态城市。“设计者和规划者都愿意遵守的，可执行的绿色建筑法规非常重要。”文波说：“这类宏大的生态城市计划本身就不是生态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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