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的中国超城市化与建筑（尤其是实验建筑）发展的背景中去阐述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的历程。

　　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的十年，正是西方建筑思潮由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向关注城市问题转型的时期，是中国建筑界由强烈的文化关怀向技术操作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城市化突然加速、成为举世瞩目的“移魂都市”的时期。

　　一、超城市化语境下的中国建筑

　　谁也没有料到，在20世纪还剩下最后十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发生了突变，以上海的浦东陆家嘴的开发为信号，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骤然加快，其态势和规模都已取代东南亚诸国，并且20世纪后半叶东亚崛起的神话，也以在中国做出总证明和总结为终结。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都发生了疯狂的异变，城市的规模和空间的变化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把握与想像，超城市化使所有中国城市在几年之中魔法般地变为陌生的“新城”。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的明星是平地而起的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城市带，那么9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北京和上海。在这里，北京模式代表了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的重负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上海模式则代表了众多意欲脱胎换骨，志在重振国际大都市风貌的沿海商业城市的“自我妖魔化”努力。

　　十年前，张永和夫妇在美国注册成立了非常建筑事务所并回国“创业”，在最初的几年，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那正是中国超城市化的前夜，整个建筑界沉浸在激荡的有关建筑文化思潮的讨论中。一部囊括了当时建筑界几乎全部知名建筑师和学者的论文集《中国建筑：评析与展望》，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新文化和新机制的渴望和“走向世界”的呼声。当然，那也是一部对现行建筑状态强烈不满的集子，充满了对所谓旧文化和机制的批判。这时古典主义的历史资源的清理和现代主义语言的建构，都还没有纳入全面、系统而扎实的研究中；就是仿佛“同步”地在国内热起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也完全脱离了其语境，被理解为一种形式化的文化批判/创新思潮。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的剧变是如此迅猛，中国建筑仿佛一下子与世界接轨，艺术上的艰难的革命似乎被经济与文化的需求在无意间促成了，“走向世界”的梦想好像一夜之间成为现实。但是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在90年代中国建筑空前繁荣的表象下潜隐着深层的危机，因为涉及到中国建筑当代化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都还没有被顾及和解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80年代那种渐进而富有成效的变革也被商品经济的洪流冲散了，官员、业主、媒体和所有城市都渴望最新奇的建筑样式、最奢华的室内装修和最宏伟的远景规划，外国建筑师的介入更强化了这一趋势，它逼迫国内建筑采取退守的状态，以更为实用的方式兼收并蓄，看重当下的利益和成功。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用“平庸化的多元探索”概括当时的建筑界，并粗略地以新折衷主义、通俗建筑、新传统主义、新主流建筑、新历史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囊括之（其中的新现代主义，就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实验性建筑）。[4] 随着世纪末的渐近，狂热的建设规模和速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壮阔的建筑工地，那个曾经热衷建筑文化建设、致力于话语的公共化的建筑师/理论家群体，消弥在民工式的工作状态中了，中国建筑进入了全新的超城市化语境。就像雷姆·库哈斯在《大跃进》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的，“（中国建筑师）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强大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的设计费在做最大的工程。中国建筑师比美国建筑师多1/10，每个人在1/5的时间内做5倍的项目，获得1/10的设计费。这意味着是美国建筑师的效率的2500倍”。[5]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洪流中还伴随着一条小小支流，那就是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断续发展而来的青年建筑师的实验性建筑。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指向和学术立场的、依托于学院的松散的群体，由于他们在实践上保持着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研究/探索姿态，成为90年代虽然微弱但顽强的支流。刊于《文艺研究》 1998年第1期的《90年代中国实验性建筑》（王明贤、史建），是最早对实验性建筑做出90年代文化与艺术语境中的全面论述的论文之一，文中由南至北列举了汤桦（深圳南油文化广场）、吴越（深圳机场和石厦影剧院）、王澍（杭州某歌厅）、赵冰（南宁新商业中心方案等），以及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清溪坡地住宅群方案、洛阳老城幼儿园方案、北京公寓室内、北京席殊书屋等）的作品。1999年6月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由王明贤策划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性作品展”艰难出世，这是被命名为实验性建筑群体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张永和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和泉州中国小当代美术馆方案、赵冰的书道系列·祥龙献瑞、汤桦的深圳电视中心方案、王澍的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刘家琨的四川犀浦镇石亭村艺术组天井之家、朱文一的绿野·里弄构想、徐卫国的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方案、董豫赣的家具建筑·作家住宅）。[6]

　　总的看来，所谓实验性建筑更多带有学院的痕迹，他们在迫近的超城市化大潮中并没有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变策略，而是更多地沉迷于某种“文化建筑”营造状态，继续着1980年代语境下的实验。与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闻名的建设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包括实验性建筑在内的中国当代建筑并没有在世界上引起应有的关注，这也与整个东亚（尤其是日本伴随着经济起飞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建筑思潮和建筑师群体）的经验形成了强烈反差。

　　2003年底，日本的《a+u》杂志推出了中国建筑专辑（主题是“百花齐放”），收录了六个中国建筑师的作品，他们是张永和（苹果售楼处和远洋艺术中心）、艾未未（艺术文件仓库）、马清运（父亲住宅）、刘家琨（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王昀（美善大楼加建）和登琨艳（苏州河仓库改造）。所选作品多少都带有实验趣味，也都有着强烈的当代性，有意思的是，杂志似乎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a+u》展现的“新班子”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齐整的、也更有前瞻性的中国青年建筑师的群体，尽管他们的作品还很不成气候，但已透露出了某种逼人的气势。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敢小看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全球最大的建设工地的依托，一旦他们具备了成熟和爆发性的创造力量，还有谁能忽视呢？

　　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就以为中国建筑师开始走向世界，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不错，这确实是中国建筑专辑，但是中国建筑师及其作品在其中只占了很少的篇幅，杂志前面的重要位置留给了那些近几年在中国有重要作品的国外建筑大师。

　　这一期杂志的开头，先把中国近十年城市（尤其是北京）空间的剧变作了图释，然后，就从浦东的超高层建筑、北京的三大建筑（国家大剧院、CCTV新楼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路铺展下来。甚至还有矶崎新未中标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和南宁柳沙半岛规划竞赛的几个方案，这简直就是中国近十年来城市/建筑全面的、形象的概括，若仅从城市建设角度看，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百花齐放。只是细一端详，才发觉中国建筑师的那几朵小花实在太娇小了，它只是茁壮盛开的洋花丛中的几株衬花，外来花种强旺的生命力已经占尽了风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正是中国城市/建筑现实的反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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