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永和看来，未建成和作品的消逝一样，实际上是使“作品”更为完美，更具有研究价值和再阐发的可能性。矶崎新则将之表述为，“用混凝土或钢材等建起的建筑，不管是怎么建的余下的只是社会责任问题。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对未建成的建筑，及事先知道建不成但仍思考规划了的东西，会产生一种反复不停地叙述的欲望 “，”建筑的历史是包含了这些未建成部分的历史“。[11] 后来矶崎新将他的几乎所有未建成的作品和有关讨论集聚成册，名之为《反建筑史》，意思是未建成的建筑的历程。

　　也只有从”反建筑史“的角度，才能够透彻理解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在最初四年的”无为“，这也是《非常建筑》至今读来仍然有冲击力的原因；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其后六年稍显辉煌的建成品”冰山“的水面下潜藏的巨大的未建成”体量“，就像张永和在《平常建筑》中坦言的，”无论类型规模，非常建筑工作室在 1996年到2002年尝试着建筑了一百一十多次。其中大多都未能进入真正的建筑阶段，即未能实施。接近完成的案例，如本书中的二十一个，是相对的少数 “。[12]

　　《非常建筑》收录了工作室最初几年诸多未建成的方案，以及有关这些方案的玄思，例如，洛阳某幼儿园、四间房和清溪坡地住宅群的方案，不仅设计语言本身因执着于思考而呈现出某种实验性（如对窗、建筑空间和院的”陌生化“设计），就是设计思想也表现出他的文本状态的思考的延续（例如幼儿园的窗的设计源于对”荒芜“的城市空间的反应，四间房的设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某种呼应，而清溪坡地住宅群的设计更有对中国传统院宅、美国独立式别墅以及当代”中国性“住宅的可能性的深入思考）。

　　但是这些未竟之作毕竟还比较”初级“，再加上他后几年的大量的未建成方案未及公布和系统阐释，也就多少削弱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力，他似乎还没有矶崎新那样的有意张扬的”信心“，或者是西方语境的”传统建筑师“的”定位“限制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更为有效的发挥。

　　3. 作为动词的建筑

　　1998年4月6日晚上，张永和在他中国的第一个作品--他的自宅里接受了我为《今日先锋》做的访谈，后来他将那次访谈的标题定为”建筑：动词 “。[13] 可以说把”建筑“由名词而动词化，正是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来在已有的姿态下顽强地推进建筑的物质化的状态。

　　在为《平常建筑》写的序言中，张永和曾详细阐述了他的”建筑：动词“观：“不肯定用平常建筑作书名是否恰当。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从非常到平常的转变。发生的更是一个对建筑动词化理解的过程”，“建筑实践意味着面临如下的种种问题：如何理解、限定、设计、研究建筑？等等。似乎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进行建筑实践”，“汉语中建筑主要用作名词。但建筑其实是由建和筑两个动词组成的。如果将建筑本身还原为动词，上述问题则可省略建筑前一系列额外的动词，简化为：如何建筑？即：如何盖（房子）？如此：建筑转化为行动，建筑的物质性突显了（也可以说，动词化帮助选择了物质性，尽管建筑显然也具有其他的非物质的性质）。建筑转化为行动，将思考与讨论融入行动中去，实践成为了解答问题的过程”。[14]

　　就像前面说的，对张永和及其工作室而言，建筑语汇的拆解与思辨始终是其坚定的生存信念--思辨的乐趣、变的乐趣、质疑的乐趣，甚至建造过程的乐趣，都远远胜过建成品的成就感。

　　《平常建筑》收录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来已建成的二十一件作品，其中与建筑有关的为“室内”三件，“改造”五件和“建筑”五件，这十三个作品是前述理念的某种物质化。

　　“室内”的老三件比较著名，即北京和南昌的席殊书屋，以及康明斯亚洲总部办公室，它们与公寓一样，以小见大，试图通过对室内空间及其细节的深度“阅读”和“误读”，赋予空间以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意义，如康明斯亚洲总部办公室颠倒的透明隔断。

　　五个位于北京的改造设计均显示出张永和及其工作室对历史空间资源的尊重和再生的创意，其中远洋艺术中心的改造不但尊重原建筑的历史，而且试图明示并发展工业建筑的空间秩序和结构逻辑；水晶石电脑图像公司办公室还显示出对建筑与城市咬和关系的积极探索。

　　作为已建成的建筑，书中收录的五个建筑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山语间别墅的中国性是被设计者屡屡提及而又被人们有意忽视的，似乎要到后来“长城脚下的公社”里的二分宅的夯土墙，在建筑语言的进一步乡土化以后，空间的中国化才得以在语境中理解。

　　相对而言，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和西南生物工程产业化中间试验基地是张永和及其工作室十年的中期最重要的作品，它们都以经过充分陌生化（如外墙及其窗、门的特殊设计与处理）与纯净化的立面设计、内部空间与复杂使用功能的有效整合，以及城市因素的积极导入，而显示出现代建筑所特有的“气质”，这与目前国内极端注重立面“个性”而缺乏空间设计研究的做法形成巨大反差。

　　但是与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在国内和国际日益卓著的声誉相比，他们建筑作品的数量、体量和质量与人们的期待视野还是相距甚远，也就是说眼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建筑界，都希望非常建筑的作品与其在国内和国际建筑界的名望相符。这已经是非常建筑面临的老问题和多年的压力了。

　　近几年来，与以往执着于元空间的研究不同，非常建筑试图从重新解读传统建筑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入手，在更为复杂的城市语境中寻求某种新的突破。例如，在苹果二十二院街（北京）的设计中对传统院落商街空间（环院模式）的研究与建构，柿子林别墅（北京昌平）四个方案（侧宅入林、瘦房肥院、棋盘院阵、拓扑景框）中分别对南、北方院落和地域环境的研究与建构；石排镇政府办公大楼（广东东莞）设计难能可贵地进行了针对当地气候的建筑学研究，试图利用现代建筑手法解决气候、环境、功能等问题，而生产力大厦（广东东莞）试图在与自然的表面融合中实现对当代城市建筑空间的探索；河北教育出版社办公楼（河北石家庄）不仅在内部空间把各种复杂的使用功能作了界定和区分，还把这种对使用空间的理解在外空间着意强调出来，使这个小城市化了的建筑成为城市再造的积极部分。

　　但是比较一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最近在树村（北京海淀）所做的同样以中国传统院落为生发点的设计，以及矶崎新早先在深圳国际交易广场的方案中对中国城市语境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可以看出非常建筑的作品不管在对传统空间的理解与转换上，还是在对建筑与城市日益复杂纠结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上，都还欠缺更为大胆、独到和成熟的做法，或者说它至今尚处在成长期。

　　显然，张永和及其工作室正在目睹、经历，并且也在体验着中国的超城市化的速度，在这十年里，我见证了他们保持了与中国建筑界同样超负荷的工作，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迎合这一人类营造历史上罕见的巨流。他们是以足够的耐心和勇气不惜在那些甚至可以称之为微型建筑的作品上下大工夫，并仅仅以这区区二十几件作品赢得了在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声誉，不管这些作品有多少可以“名彪史册”，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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