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门咖啡的老板娘，与少年时喜欢的文艺小说上描写的老板娘的一模一样。

　　个子不高不矮，岁数不轻也不特别沧桑，卷曲的长发，鹅蛋形脸，上面总挂着笑，肤色微黑，抽烟，像是小资产阶级与吉普赛女郎的混合体。

　　我坐在窗边，已是中午，悠闲的台南沿着窗外的南门路缓缓展开了。摩托车比台北街头少得多，轰鸣声像给必要的音效，免使这座城市在中午就沉沉睡去。穿过南门路，是忠义国小的操场，一群孩子们正在奔跑、喊叫，过了一会还排起队，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台南孔庙紧临忠义国小。它的红墙黄瓦，比我去过的很多孔庙更讲究。它建于万历年间，是台湾深受中国影响的有力证明。妈祖庙保佑了渡海来台的移民的生命，而倘若他们真想光宗耀祖、有一个灿烂的未来，那么熟读圣贤书、参加科举，才是最可靠的途径。因为战乱、饥荒、压迫，一代代人从中原迁徙到昔日的边陲之地，他们带去了文化、伦理、生活习惯……多年以后，那些昔日的文明中心荒芜了，而边缘却似乎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如果你去福建沿海，或是广东的潮汕老区，你可能会发现这里更像是个被儒家伦理笼罩的社会，就连人们的发音，也更接近古代中国的音律。那些最初来台的人们，也在这里复制出一个个小型的中国社会吧……

　　是在礼门后的空地上，张铭清被挤倒了。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那一幕，让这座四百年的孔庙，焕发了意外的生机。工作人员熟练的把我们带到空地边，说“就是这里”。肯定前来询问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就差在黄土地上用白粉笔描出一个倒下的身体，然后在旁立上标牌“张铭清被推倒处”。这则新闻曾在中国大陆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应。它和陈水扁的弊案一样，被视作“台湾失败的民主”的象征。它也再次加重了人们对于粗俗的民主实验的固有印象。议员门相互谩骂、大打出手，如今又将客人推倒在地。富有讽刺性的是，还是在“礼门”之后。多少世代以来，“礼”不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从小就要学会彼此的相处的艺术吗？如果再算上周杰伦“角色扮演秀”式流行音乐，台湾——正在“礼崩乐坏”吗？

　　下午的孔庙，游客寥寥。我坐在一棵古树下的长椅上发呆，它该有几百年的光景了，枝干粗壮而繁多，树叶茂盛，像是可以遮蔽住整个天空。一位老先生慢慢的走过来，坐在长椅的另一端。他灰色夹克内是一件红色运动衫，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耀眼。

　　“您会讲国语吗？”我大声的问他。这里是台南，人人习惯说台语。他的年纪大概有七十岁了，我担心他听不清。

　　“不用这么声，我听得清。”他的国语标准而流畅，让我吃了一惊。我忘记闲谈是怎么开始的，似乎当我问了他何时出生的，在哪里学的国语，他一生的故事就开始伴随着喃喃自语滑出了。他出生于一九二四年，日本撤离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在台北一家师专里读书。既然日语不再学了，他就转学英文。毕业后，他在一家女子中学教英文。接下来，他倍受命运捉弄，因为心直口快，他成为了白色恐怖年代的牺牲品。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在牢里关了十三年。出狱时，青春已逝，又带罪在身，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建立家庭。一位来自乡下妇人最终成为了他的妻子，她为人作保姆、剪裁衣服，养活家庭。他也在高雄的出口加工区找到一份工作，台湾的出口型经济正在起飞，他为那些往来的订单、交易，撰写英文信件。不久，他们还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庭建立起来了。

　　如今，他又变得形单影之了。儿子在新竹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很少回家，而那个在他人生低谷时期到来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每天下午三点，他总要来孔庙前的这片空地锻炼，他喜欢靠在孔庙门口一个圆滑的石墩上，不断将身体后倾、仰起头，舒展后背与脖颈的肌肉。他让我学他的姿势，这时候我满眼都是那棵古树的茂盛枝叶了。他让我顺着他手指看过去，两个合拢的树枝就像是正在张开的温暖而辽阔的手臂。“我觉得她就在那等着我呢，要我过去找到”，他说。我感觉得到，思念与孤寂正一刻不停侵蚀着他……

　　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我原以为他会是个坚定的台独份子。结果他指着孔庙院子那些石雕的汉字“天佑台湾”说：“台湾人太狭隘了，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不是台湾的孔子，也不仅是中国的孔子。”我很想知道他的政治主张。但他一定要我们去他家做客，然后去请我们吃铁板烧，他愿意边吃边聊。他骑一辆摩托车先去了，它还是三十年前买的，那时台湾刚刚富裕起来，摩托车是方便、自由与现代的标志。

　　钻进只容两人的电梯，到了三楼，就是他的家了。一间客厅、一间卧式，都不过七八平米大。房间里堆满了书、杂志、报刊，像是个离休的大学教授的临时居所。客厅的墙上是几幅老画像，满是那个穿蓝色长袍的清朝中国的味道。在屋内，则是他的妻子的黑白照片，她有一张宽切安详的脸，似乎可以承受命运的各种安排。

　　我还看到了一张十多年的照片，他正站在中央挥舞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照片上的他，比现在面色红润得多。那是新党成立大会的那天，他是新党的支持者。他最仰慕的政治人物是朱高正。十多年前，朱高正是台湾政坛的不可错过的人物。他一九五四年出生于云林县，自称朱熹的第二十六代孙。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赴德国波恩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康德推崇有加。回到台湾后，他成为了民进党第一批党员之一，入选了立法委员后，他开创了在立法会中大打出手的风气，被称作“立法拳王”。但在九十年代之后，他与民进党愈走愈远，坚持中国统一的理念。但如今，历史已逐渐忘记他了。

　　离开他家时，老人坚持送我一本朱高正的小册子《“台湾意识”的困境与出路》。然后，我们一起散步去那家他最喜欢的铁板烧店——“太贵的我请不起，我们就去这家吧。”夜晚将来到来，天边的红霞已连成了一片，我们穿过一幢幢房屋、一家家商店、餐厅、一个个个路口，安静而不无萧条的台南……

　　做菜的年轻师傅，英俊而羞涩，像是台湾版的江口洋介。老人家喜欢和他开玩笑：“不要叫我阿公，都把我叫老了”。他说，老人家总是独自来，叫一份虾仁，一碗饭，一杯汤，一杯可乐。这里几乎从未来过大陆的客人，一个服务生凑到我面前：“长城穿过北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对店里的另一个服务生说“穿过，你错了”，语气里满是孩子气的得意。

　　饭后，老人家坚持送我们到下一个旅行地点，赤嵌楼——郑成功接受荷兰人降书的地方。他把我们送到门口，然后一个人独自走路回家，夕阳下，他低着头，挺着胸，瘦弱的身躯缓缓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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