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什么出了错固然重要，然而对未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弄清什么没有错。

　　165年前，一位名叫詹姆斯?威尔逊的苏格兰商人开始筹划创办一份报纸。他的出发点是“居安思危”：“尽管财富和资本迅速增长”，科学和艺术“创造出叹为观止的奇迹”，各阶级的人们却是“踌躇未定，惶恐不安”。威尔逊的解决之道即是自由。他不仅敢于反对带有贸易保护性质的谷物法，同时也勇于与妄图加深本国内部个体与各阶级之间，以及本国与其他各国之间交流的隔阂，猜忌，仇恨，嫉妒的行为针锋相对。从那时起，《经济学人》就站在了经济自由阵营一边。

　　现如今，经济自由受到抨击，体现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正陷入困境。本周，作为现代私有化诞生地的英国将大部分的本土银行收归国有；与此同时，正当人们对撒切尔-里根时代的结束议论纷纷之时，美国政府承诺将2500亿美元投入到本国的银行业中。其他政府也正对他们的金融系统进行重新监管。亚洲人指出，西方国家似乎正在朝更加集中计划的模式发展。一位中国领导人最近说道，“老师们有麻烦了。”经济干涉主义者对此大声疾呼：法国总统萨科奇宣称，“市场自行调节已经终结。”“经济自由放任时代已经结束”。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那么直接的(更加尖锐的批评将关注点放在了国家仅仅在财政金融中所发挥的更加突出的作用)，但是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政府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私营经济的作用应更小并受到限制。

　　本刊衷心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资本主义制度向数十亿人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资本主义盛行之处皆繁荣昌盛；衰落之处无不落后萧条。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导致各种危机，这也将一直持续下去。尽管最近的这次危机极具破坏性，但是世界应该利用这次危机学会如何更好地驾驭和控制它。

　　捍卫自由所采取的极端措施

　　而矛盾之处就在于：就短期来看，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采取国家干预。如今，纳税人的2.5万亿美元不得不投入到高回报行业中，选民和商人(实际上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对此产生的愤怒之情无可厚非。但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救援行动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出于意识形态。密特朗在1981年将法国银行实行国有化是因为他认为国家能够更好地运营银行。这次各国政府收购银行(或购买银行的股票)是因为他们确信，要保持信贷流通需要投入公共资本。

　　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防止银行业危机伤及实体经济的历史由来已久。威尔逊的女婿–沃尔特?白芝浩曾建议英格兰银行(以获取高额利息为条件)为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不是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慷慨解囊。在现代，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其中。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政时期，政府就曾对大陆伊利诺伊斯银行和庄信万丰的救援计划进行过监管。上个世界90年代，芬兰和瑞典将本国银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其私有化。这次金融救援行动的规模与过去并不相同。但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却和以前是一致的–即放任自由的损失看起来会更大。如果市场信心和信贷持续下降，近乎必然的经济衰退将演变成经济萧条，对每一个人而言都将成为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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