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这次的金融救援行动能够暂时避免灾难的发生，然而该行动也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它引发了道德风险：即这样一个表露无遗的安全网助长了冒险行为的发生。它同样也会让借贷政治化。

　　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风险最小化。他们应避免让这些受到救助的银行老板和股东们从中获利。他们不可以将贷款引入到政治上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他们应该以尽快从银行业抽身(并获利)为明确的目标，在商业的基础上运作银行。在纳税人看来，只有在清偿了政府的优先股之后，将股利发放给其他股东也许才是合理的。但是政府需要避免代表民众利益的政治姿态。例如，禁止发放红利会使得急需优秀人才的公司出现人才流失。

　　政治家们都宣称自己深谙此道。当然，他们无意重蹈密特朗的覆辙，也无意于在经营银行上亲力亲为或在别处控制股权。然而，有呼声(其中包括撒切尔夫人所在的保守党派的继任者们)已经要求对公司主管人员的薪酬实行限制。如果一位总统跑到底特律解释为什么摩根史坦利的45,000名薪酬丰厚的员工能得到纳税人的100亿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的266,000名人员却不能，那么这个总统将是一位勇敢的总统。同样，一个提议将放松经济监管作为解决公共部门经济问题办法的政治家也会是一位勇敢的政治家。

　　前车之鉴—史慕特郝雷关税法案[注1]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前者。公共部门和它所担负的债务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中将占据更大的份额。但是长远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对这场灾难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就是一场重要的理性之争可以并且应该获胜的理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需要应付两种批评。一种批评所持的观点比另一种批评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较难让人信服和普遍的观点认为，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已经寿终正寝。持有这种观点的批评家们宣称美英屈高就下向世界范围内无知愚昧的政府宣扬的“华盛顿共识”–即放松经济监管以及私有化–已经将世界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如果这样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所接受，那么从北京到柏林的政治家们对限制货物和服务在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举动会觉得天经地义。发挥市场机制解决诸如健康和教育领域问题的观点将难以让人信服，而在有关华尔街的命运上，该观点也将被人不屑一顾。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衰落，过去25年来全面减少彼此之间互通有无的障碍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和自由。数以亿计的人们摆脱了绝对贫困。即使现在发生了信贷危机，这十年来全球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非金融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不应成为这场论证的理由，这与上世纪30年代强行将非金融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作为反驳的论据，从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出一辙。

　　而另一群体的批评家则将焦点放在了放松对金融，而非整个经济体的监管上。这一批评有着更多的价值。金融需要监管。金融行业总是伴随着恐慌，崩溃和泡沫(在维多利亚时代，本刊一直对铁路股价，而不是房价抱怨不已)。由于金融业对经济体其余部门的运作不可或缺，政府一直以来也是大力介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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