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要细论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发挥过作用的文化，少说也有几百种，毫无例外，都有其流传有绪的国家、民族或地域的界限。最重要者公认为三种，即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分别流传在东亚、西方和伊斯兰地区，从来都是“有界”的。文化是各文化圈的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历经千百年长期积淀出来的，自然有很强的传承性，这三大文化就一直传到现代，仍然有界。例如以原初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虽屡遭异化，近百年来，更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的痛打对象，无辜地扮演着负面的角色。但几上几下，却始终也打不死，竟仍深蓄于现代中国人的心底，且大有复兴之势。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观念，也不能说与它无关。世界上文化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埃及、两河、中国和印度，只有中国文化历5000年而传承不断，也不能不说有赖于原初儒学之所赐。产生较晚的伊斯兰文化也不待说，即如基督教，古代虽有多达两百个教派——分属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还有单独成派的，到了今天也大多并未消失。无论何派，仍都以希伯来人创立的原始教义如原罪说、救赎说为中心，成了西方文化的根基。这些传统对于现代世界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各国现代发展进程的不同，新析出的文化因子也必有不同，故总体来说，世界各国的文化是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了，怎么忽然就“不认国界”了呢！

　　艺术当然离不开审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强烈显现的人本主义、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百举不过”的观念、重视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以及许多具体处理手法如建筑的群体布局、特色鲜明的空间构图和造型手法、建筑的环境选址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优秀处理、独特的色彩表现、装饰与功能的结合及其人文性……等等，在在都与西方人之强调单体的突出、与自然强烈对比，而不太着重于群体及与环境的和谐不同。要往深里追究，这里面的说头就更多了。凭什么中国人一看到叶先生多次推崇的蓬皮杜中心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必得抛弃自己的一切美学传统，而与其“接轨”，以显示自己的“慧眼和格调”、“获得荣誉”呢？照此逻辑，若然是中国人居然胆敢不予“接轨”，那就是“慧眼”全无，“格调”低下，耻于为人了！

　　其实，叶先生推崇的这些建筑大多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即便在西方，至今也仍备受责难。它们的怪异，正是西方审美观在当代“张扬个性”思潮下的恶性膨胀。前者以“高技”为卖点，其实其所有技术在别的建筑中全都用过，谈不上更“高”。那些披挂在立面上的管子也令人起疑，太多也太粗，其中定然有诈，有一些不过是一种虚假装饰而已。西方不少评论家直到现在还批评它是一种“波普派乌托邦大杂烩”，是“一架偶然降落在巴黎的班机”。蓬皮杜总统在国民议会对这座建筑曾表达过愿景：“我爱艺术，我爱巴黎，我爱法国。……这个中心应该是表现我们时代的一个城市建筑艺术群组，要搞一个看起来美观的真正的纪念性建筑。”但建筑落成时蓬皮杜已经逝世了，人们已不可能得知他对于这个中心是否达到了他希望的应该是法国的、巴黎的和艺术的、时代的评价了。至少眼拙如本人者，若是不事先告知，是不可能看得出来的，因为它正是“不分国界论”的产物（图1）。毕尔巴鄂的那座建筑自称“解构”，表现了作者对现代主义建筑理性主义的总体性怀疑，否定建筑的整体性，只对部件感兴趣。把整体打破，再把部件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所谓“解构”的形态（图2）。

（图1）巴黎蓬皮杜中心

（图2）毕尔巴鄂古根汉姆博物馆全景

　　“解构主义”本身原是一种（可能认真的）哲学，由法国哲学家、1968年参加过法国“五月风暴”（一次与中国“文革”呼应的学生运动）的德里达宣扬开来的。这种哲学实在难懂，当时就有多达20位哲学家宣称读不懂它，联名反对剑桥大学授予他学位。而且这种哲学本与建筑毫无瓜葛，硬要将它引入建筑的“大师”艾森曼对它作过解释，词儿挺多，却越说越让人一头雾水，如同乩语。观众问过1988年纽约一次解构主义建筑展览会的主办者倒底什么是“解构主义建筑”？他只是说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更不是第三个，那么到底是哪个？却总是追问不出来。看来连他也不懂，只不过以展览为幌子，卖门票赚钱而已。对于这种无法无天的“主义”，甚至连第一个提出后现代主义口号的詹克斯也看不下去了，以至于说艾森曼之信奉解构主义与艾氏之接受精神病治疗“这两件事无疑相互影响”。此意至明，无须再说。以上所谓“高技”或“解构”，还有当代西方（中国也有）各种各样无以理喻的种种“主义”或“流派”，不妨都可统称为“先锋派”。有位艺术理论家从当代绘画和雕塑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先锋派现象：当代艺术一步步从宗教、政治、历史、事件、哲学、文学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变为不依附于其它任何事物的“自身”；一步步从“现实的影子”中摆脱出来，变为一种纯造型的努力。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一步步失去了一切，最后，只剩下了一些抽象的点、线和面，再也走不下去了！为了为这种艺术寻找出路，给《蒙娜丽莎》画上了两撇小胡子的著名玩家杜尚忽然发现：“原来现成品就是艺术品——只要人们用艺术品的态度去对待它；原来艺术品也就是现成品——只要人们用现成品的态度去对待它”。顺着这条思路，结果是，杜尚“创作”出了最惊世骇俗、最亵渎文明、最歹徒、最有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作品《泉》——一个小便器（图3、4）。不是他雕塑出来的，就是直接从杂货店买来的，他只是在上面签了个名③。所以，詹克斯的话对我们来说，至少有某种启示意义，就是对于时下这些高深莫测的先锋或先锋理论，其实多半都属炒作（在中国，最近的例证可举“贺兰山房”④），大可不必太认真，尤其不能轻信，更不宜奢谈与其“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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