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另一个世界

来源: [观点网] 时间: 2007-04-28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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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李嘉诚而言，亚洲最伟大的慈善家可能比亚洲最富有的人，更能代表他对自我的期许。他在商业世界的崛起，是亚洲经济奇迹的缩影，如今，通过李嘉诚基金会，他要向世人表明，财富的力量应该用来推动社会进步，自由选择与个人尊严才是构成美好社会的基础。

　　多少令人意外的是，以马康·福布斯命名的、首次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最终颁给了李嘉诚。后者的个性与马康·福布斯乘坐热汽球环游世界、评选400富人榜所代表的那种喧闹、张扬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李嘉诚的一生，总是处于转变过程中。现在，他已是华人世界最伟大的商人，未来，他还将成为最伟大的华人慈善家吗？他在金钱上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将在更宽阔的领域内引发新的变革吗？

　　反思走过的道路

　　“对我来说，‘终身’一词给人的感觉是巨大沉重的，令人不得不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9月5日，新加坡，当获得福布斯终身成就奖的李嘉诚说到这句话时，我想起了他拍摄于1944年的照片，他面容清秀却神色忧郁，头发短簇簇的，身体有点扭曲的站立着，像他的表情一样不舒展。过分劳累、长期缺乏睡眠与营养、精神孤独的多重打击，使李嘉诚彻底消瘦下来，身高170厘米的他，只有102磅重。

　　那年他16岁，经历着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他要独自面对父亲去世后的窘境，靠辛苦工作给远在潮州的母亲和弟妹寄生活费，对他们绝口不提自己的艰难。

　　这也是香港最艰难的时刻，日本人的占领使她变成了一座匮乏之城，粮食、饮水、燃料、电力，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紧缺。李嘉诚每三个月理一次发，找路边收费最便宜的理发师，把头发剃光，等头发长至耳际时再去。由于长期反复使用，他的毛巾所有的纤维都脱落了，只剩下经纬轴线了，即使湿透了也能在半个小时内变干。他的棉被薄得不能再薄，被芯的棉花在少年人颠三倒四的睡姿下被挤到了一角，体积不到半个枕头，所谓的棉被也只剩下两层薄布，冬天的夜晚，他经常被冻醒。睡觉也是一个不无难度的事情，床是悬在半空的吊床，每晚他先要深吸一口气，双手从床架底下的缺口用引体向上的动作钻到床上，臂力不足，就上不了床。

　　但比起笼罩在他头上的死亡阴影，这一切又算不了什么。在父亲因肺结核离世前，他发现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上午时身体潮热，睡梦中则大汗不止，咳出的痰中带着血，而这些病征最终夺去了父亲的性命。

　　没有钱去看病，也不能向任何人倾诉，他用自己发明年方法对付肺病，喝大量的盐水，清晨时到山顶呼吸新鲜空气，他替厨师写家信，来交换鱼汁与鱼杂汤，强迫自己喝下这平日最讨厌的食物，只因听说它有营养……这是他人生第一场主要的战斗，多年之后，他仍不清楚自己为何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我不会死！

　　终身的成就

　　如何将那个贫病孤独的16岁少年和今天站在演讲台上的这位78岁的亚洲最富有的人联系在一起，一直深深困扰着我。9月5日的下午，我目睹着着李嘉诚从休息厅走入会场时引起的轰动，大厅里，4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首席执行官们正等待着这一时刻。类似的场景，此前我也我见到了好几次。在人群中，李嘉诚总像是一个超级明星。在年轻人的包围中、在商务会议上、在公司新闻发布会上、在中国人民大会堂的政协会议上，人们拥上来和他握手、拍照、索要签名。有一次他要在香港码头乘船离去，却正碰到一对在拍婚纱照的新婚夫妇，新娘甩掉新郎跑过来和他合影留念。

　　他总是尽量满足每一个握手与拍照的要求，在短暂的停留之后，继续向前走，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永远像个小孩子赶路式的匆忙，让人担心他可能会摔到，这一点可能和那个在1944年的清晨的香港街头赶路的少年没什么太多区别。

　　“环顾亚洲，甚至全球，只有少数企业家能够从艰困的童年，克服种种挑战而成功建立一个业务多元化及遍布全球54个国家的庞大商业王国，涉及的产业从地产、通讯、能源、码头到化装品连锁店。”福布斯公司总裁兼CEO斯蒂夫·福布斯称他不仅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最伟大的企业家”。几分钟前，两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叫我K.S，”李嘉诚对斯蒂夫·福布斯说，自从50年前开始，他的朋友都这么叫他。他们都喝着加柠檬片的可乐，似乎都不擅寒暄。他们谈到了新加坡的经济增长，还有李嘉诚最近捐出三分之一财产给基金会的行为。像往常一样，当李嘉诚说得兴奋时，他会下意识地拉一下对方的胳膊，或者压低声音，以示议题的重要性。

　　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斯蒂夫的祖父柏蒂·福布斯在1917年创办了《福布斯》杂志，他的父亲马康·福布斯则以“资本家利器”的宣言和多姿多彩的个人生活将这份杂志推到了商业世界的中心地位，他则继承了这个出版王国，除此之外，这个叫斯蒂夫的福布斯还有着浓厚的政治热情，他曾是199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人，《福布斯》这本杂志也以强硬的保守派立场著称。

　　多少令人意外的是，以马康·福布斯命名的、首次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最终颁给了李嘉诚。后者的个性与马康·福布斯乘坐热汽球环游世界、评选400富人榜所代表的那种喧闹、张扬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李嘉诚甚至在美国没有一分钱的投资，而他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纯粹的商业兴趣，曾激发起整个美国国会的忧虑。这一评选令人想起《泰晤士报》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1999年底的“千禧年企业家”的评选。在由约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比尔·盖茨、盛田昭夫构成的历史上最富成就的商业英雄名单中，李嘉诚最终脱颖而出，尽管他并未创造一种伟大的产品，缔造一种全新的机构。但如果按照企业的经典定义——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则没有人李嘉诚更有资格。在整个世界商业史上，没人比他进入更多的行业，而且在每一个行业都做到了价值的最大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也很少人有人比他更好的展示和体现了马康·福布斯的“自由企业的理念”。身处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他欠缺很多世界大型企业所依赖的政府支持，也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内部市场，他面对着全世界，并将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地方。

　　他一生的轨迹可以归纳为几次重要的转折与跃升。1950年，他以22岁的年纪、5万元的资本创办了长江塑料厂，几年后开始生产塑料花，逐渐成为塑料花大王，并进入地产业；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主营范畴进入地产业；1979年，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22.4%的股权，成为香港华资企业崛起的标志；1986年，他投资加拿大的石油公司赫斯基，这是他海外扩张的第一个重要步骤；1999年，他因出售Orange，成为商业史上获利最多的单笔交易，标志着他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交易者之一……

　　“我的第三个儿子”

　　但比起这些，李嘉诚显然更愿意谈论别的。2003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他。人人都关心他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他的3G战略，而他想说的则是李嘉诚基金会的所作所为。他记得自己第一次醉酒竟发生在中午11点的办公室，那天上午，他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谈成了一项合作，他捐资1亿元，联合会用这笔钱可以帮助107万白内障病人复明。在将要实施这个计划的偏远乡村，很多农民仍不知白内障是能医治的，他们以为眼瞎了，从此不可再见天日。想到107万人从失明、拿着手杖走路，到有一天自己能走路，家庭、社会的负担也一下子轻了，李嘉诚深感兴奋，他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却忘记是空腹喝酒，顿时觉得微醉。

　　汕头大学则是他另一个母题。“二十年前这里原是一片菜花飞扬的农地”，在2002年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李嘉诚的记忆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的汕头。那是他1940年前往香港后，第一次回到故乡。从汕头军用机场前往市中心时，他看到“行人们踏着单车，两旁挂着鸡鸭，道路不宽，两边的楼房很残旧。”多年的社会动荡使社会陷入了停滞，但李嘉诚仍多少感受到新时代到来的气息，“中国人在艰难的环境、简陋的交通工具下，仍开心地奋斗着”。

　　在那一次行程中，他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在潮汕地区建立一座大学，这个1000万人口、有着悠长的教育传统的地区，仍没有自己的大学。而他相信，没有什么比教育更能改变一个人、地区乃至国家的命运的了。他自身的成长就是最好的例证，那个孤身一个人在香港奋斗的少年，面对亲人的离去、物质的匮乏、疾病的折磨，书籍曾是他最好慰籍，对于新知识的不断热情，也是他日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多少也为自己未能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而遗憾，尽管也可能正因如此，他获得了解放。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汕头大学的兴建的过程蕴涵了李嘉诚多少个人的期望、热情、感伤与无奈。1980年冬天，在汕头大学的校址上留影，他站在左边第二个，五个纽扣的中山装，把他的身体包裹得有点僵硬。著名的侨领庄世平歪着头站在他旁边，四位当地的官员站在另一边，冬日萧瑟的气氛甚至可以从照片中流淌出来。

　　一所大学是一座机构，更是一种新理念的培育，如果它要镶嵌入一个已和外界隔绝30年的社会，总是会招致冷漠、不信任，它要面对积存多年的社会痼疾……就连李嘉诚自己也会承认这的确是“孤独的激情”。

　　但到了2002年时，这片昔日农田上已经颁发了1个医学博士学位、246个硕士学位及13,552个学士学位，74岁的李嘉诚说自己“内心的激动不是语言能表达的”。

　　也是在第一次采访中，李嘉诚第一次提出了基金会是他“第三个儿子”。他兴致勃勃的回忆着那个不眠的夜晚，他如何为基金会的未来忧虑，最终豁然开朗，基金会同样也是他生命的延续，透过制度保障与良好的管理，它将可能稳定而持续性的运转。

　　在2006年9月5日的演讲中，他正是以此为题——《我的第三个儿子》。“他早已拥有了我不少的资产，我全心全意地爱护他，我相信基金会的同仁及我的家人，定会把我的理念，通过知识教育改变命运或是以正确及高效率的方法，帮助正在深渊痛苦无助的人，把这心愿延续下去。”

　　面对台下400名一心想知道他的成功之道的首席执行官们，李嘉诚说的却是：“同济心不是富裕人士专有的，亦并非单单属于某一阶层、国家或宗教的；通过决心及自由发挥，它可创出自己的新世界，一个能体现集体力量、具感染性的大同社会，因为这工作是永恒的，而其影响力也是无穷无尽的。”两个星期前，在长江与和黄季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将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财产捐给基金会。尽管之前，他早已是亚洲最慷慨的捐助者。自从李嘉诚基金会在1980年成立以来，在26年的时间里，累计的捐款已达到了80亿港元。今年1月时，他出卖了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将获得的10亿美元利润投入基金会，并捐助了10亿港元给香港大学的医学院。

　　但是决定将三分之一的财产捐出，仍是个令人震惊的行动，人们按照他目前的身价估算出这笔捐款将达到500亿港元。在数字上，它或许无法与巴菲特在两个月前捐出的440亿美元相比，但是比尔·盖茨与巴菲特都生活在一个慈善早已形成传统的美国社会，在由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亨利·福特缔造的传统里，基金会一直是塑造和改进美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也是美国文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私人机构足以影响社会进程。更深入而言，慈善行为是一个日渐丰裕社会寻求自身意义的手段之一，一代代的财富积累者，需要为自己的财富赋予意义，帮助别人给予了他们财富积累以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在近代西方传统中，一些根本的问题总是被不断的追问，当人们在经济、政治与宗教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的道德生活该如何改变？

　　财富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视慈济心为个人德行，这不足以平衡物欲世界中对贫病的冷漠”，2005年6月李嘉诚对《亚洲周刊》说，“我们要有新思维去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这是我想去鼓吹、去做的。”在此次获奖后的演讲中，他更深入地解释说：“在华人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是一种责任，我呼吁亚洲有能力的人士，尽管我们的政府对支持和鼓励捐献文化并未成熟，只要在我们心中，能视帮助建立社会的责任有如延续同样重要，选择捐助资产如同分配给儿女一样，那我们今天一念之悟，将会为明天带来很多新的希望。”

　　在过去的几年中，李嘉诚一直在期待他的言行能够激起更广泛的响应。慈善业要从个人道德的完善，转变成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血液里流淌着的不同因素，彼此纠缠，相互影响。佛家的慈悲心、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热忱、西方式的管理模式、数百亿的资本，这些不同的力量最终共同注入到了基金会。在李嘉诚的商业世界里，杠杆效应是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他知道如何将一笔钱、一个行动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这种能力，在未来会让李嘉诚基金会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忽略的力量吗？“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2004年6月在题为《奉献的艺术》的演讲中，李嘉诚谈到了商人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出人意料的是，他将范蠡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放在了一起。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家与商人，范蠡不断地改变自己以迁就社会，他先是逃离了政治，在积累大批财富后，又将财富赠给邻居，以减轻所可能招致的嫉妒。但是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他修建图书馆、为年轻人写作箴言，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范蠡通过不断自我退隐，或许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追求，但富兰克林却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在参与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他也获取了自身的意义。

　　在这种比较中，听众仍容易觉察到，即使已是华人世界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李嘉诚仍多少为自己的身份而不安。他自觉地将自己置放于一个漫长的传统中，在这种“士农工商”的传统中，商人是社会秩序的底层，它缺乏与他的实际价值相匹配的意义。

　　追寻真正的自我

　　这像是个绝妙的嘲讽。李嘉诚经常感慨他早年的辍学，并常因未接受正规的教育而惋惜。但很有可能，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正规教育，使他逃避了一代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思想的束缚。自从1940年那个冬日他第一次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以后，他就注定要在有点错乱的价值体系中，拼命寻找到自身。

　　他曾经为金钱赋予过重大的意义。他目睹父亲李云经从潮州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沦落到香港小公司一名小职员时感到的窘迫。父亲地位的落差，让李嘉诚觉得金钱似乎比知识与教养更能代表尊严；紧接着，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父亲得不到更好的治疗，最终离世，金钱则又与生命本身联到了一起；金钱是维系家庭的手段，也是承诺，他曾对临终前的父亲说，他一定要让全家过得更好，钱意味着对母亲与弟妹的责任；金钱也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是获取自由和独立的手段，他少年生活在一个受限的时刻，金钱阻碍了他做出更多的选择……对于早年的李嘉诚，金钱似乎就是某种信仰的替代物。

　　但是，金钱真的能实现所有的目标吗？李嘉诚记得1958年所遭遇的困境。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一年前他在香港半山上购买了第一幢自己的住宅，三间卧室两间大客厅，面积超过2000平方尺。妈妈一间，自己一间，弟弟妹妹也都有自己的空间。他还为母亲买了唱片播放机，从扬声器里传出的嗓音有点尖利的唱腔有时也让他自己想起潮州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在搬到新家的第一个夜晚，李嘉诚怎么也睡不着，他意识到，一直以来的忧心忡忡的生活结束了，他们永远告别了贫穷。长江塑料公司那时是香港少数几家生产大受欢迎的塑料花的厂商之一。他挺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不仅没有负债，账户上的盈余多得令自己都吃惊，他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整个一个晚上，他都在“痛苦和快乐的回忆中度过”。

　　李嘉诚第一次有机会暂时停缓脚步。金钱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自由、欢乐不言而喻。身上的西装出自本地最著名的裁缝，手腕佩带的是菲利达牌的名表，脚上的皮鞋原料取自柔软的小鳄鱼皮。他开车上下班，如果行人稀少，他会非常享受高速驾驶的乐趣。周末，他驾驶游艇出海……他精力充沛，觉得人人都喜欢他。“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后来回忆说，他发现金钱带来的快乐迷人，却不能持续。

　　至少在六个月时间里，这个面色有点忧郁的青年，晚饭后经常一个人驾车到西环半山上的宝珊道。夜晚时它寂静得让一切的思绪与伤感都清晰起来。李嘉诚喜欢靠着路旁的一块大石头发呆，他记得树木枝叶的参差与远处的灯火，还有远远眺望到的海面，船帆婆娑。

　　成功促成了他的第一次个人意识的觉醒，他需要知道，当财富不再是生活的目标时，新目标是什么，生活意义是什么？“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2004年6月在题为《奉献的艺术》的演讲中，李嘉诚谈到了商人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出人意料的是，他将范蠡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放在了一起。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家与商人，范蠡不断地改变自己以迁就社会，他先是逃离了政治，在积累大批财富后，又将财富赠给邻居，以减轻所可能招致的嫉妒。但是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他修建图书馆、为年轻人写作箴言，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范蠡通过不断自我退隐，或许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追求，但富兰克林却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在参与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他也获取了自身的意义。

　　“有些时候，我真的希望精灵出现，破除迷团，指明方向，就像小孩子想的那样。”有一次，他对我谈起当时是多么的困惑。三个目标帮助他渡过了这个精神困惑期：第一个，事业的挑战激动人心，足以让他持续向前；第二个，将赚来的钱用诸社会；第三个，对员工负责，他必须不断增加工厂的利润。

　　慈善行为则为他的财富积累赋予了意义。自1949年起，他就拟定了一份资助家乡亲戚朋友的名单，每个月准时给他们寄出钱与物。在某些时刻，这些接济对那些乡亲至关重要。一位老婆婆在临死前都抱着他寄去的一桶食用油——那变成了她生活里唯一的依靠与希望。

　　但是，对于此时的李嘉诚而言，慈善行为与其说是对一种更深层生活的渴望，不如说是他善良天性的延伸。他还年轻，那种在商业世界中不断征战、获取领先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那是他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最佳手段。

　　“超人”的能力

　　似乎从22岁在皇后大道西509号那间10多平方米的小仓库开始，他就注定要获得辉煌的成功。12到16岁那一段时光是一种压缩性的经验，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告别童年、投身社会，悲惨的经历促我快速成长，短短的几年内，我为自己空白的人生确定了方向。”但一连串过早到来的不幸，培养了他的独立和进取的精神，他学习到如何克服逆境和从中汲取力量，他把令人精疲力竭的困境，转化为学习的机会，最后转化为成功的动力。现实还逼迫他掌握了一套独特的自我管理的方式，一种惊人的自律能力和学习能力。

　　在17到22岁这段时间，李嘉诚完成了他最初的商业教育。在推销员、工厂总经理这样的职位上，他了解了市场的特性，知道如何处理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也学会了如何领导他人。而在创业的日子里，他则深刻体会到规避风险、技术创新和全局思维的重要性。

　　一些他身上最重要的特质在青年时代已表现无疑。他拥有一种罕见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不仅是对于现有经验的掌握，更是一种不断向外扩张的欲望，在拼命为订单而奋斗的小厂主时代，他就坚持读英文杂志《现代塑料》，当生意刚刚有了一点规模，他就开始购买华尔街的股票，通过阅读年报理解美国公司。他似乎总是在等待更大的舞台出现，并为此精心准备，一旦时机到来，他就不会错过；他还有一种了解事物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的洞察力，他可以将他自身的东西，推向价值的最大化；通过严格的自律，他将个人能力最大化，通过对商业原则的坚持，他将自己的声誉最大化；他还知道怎样使用金钱，才能使金钱的价值最大化；他具有的平衡能力，让他在财务上永远是稳妥的，将风险降至最低，而在策略上却可能相当激进；他有一种强大的现实感，他不依赖别人的眼光与叙述来了解世界，他总是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才得出结论，做出判断，这使他躲避开了流行的控制。

　　这些能力，再加上他对于数字的天生敏感性和一些无法解释的商业天才，他变成了日后的“超人”。2000年5月1日，在李嘉诚独自度过了自己的公司50周年的生日时，一个令人诧异的发现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司从未出现过亏损。类似的情况两年后也被提及，他对一位访问者说，长江实业上市30年来，他最引以为傲的是，公司从未有一年出现过业绩下滑。如果考虑到公司已进入如此广泛的业务时，这种结果更令人惊奇。

　　“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

　　9月8日的中午，在长江中心的小会议室内，李嘉诚请我们吃三明治，喝纸杯装的罗宋汤。当他吃东西时，总是有点急切，三两口就把三明治吞下。他喜欢杨梅干，脆脆的薯片，在下午茶的时间时，经常吃个不停。

　　小会议室的正中摆上圆桌、六把椅子之后，就不再有更多余的空间了。四面墙中的两面分别挂着毕加索和张大千的作品，另一面墙上是平面液晶显示屏，它可能用来召开电话会议，也可能用作计算机的显示屏。靠墙的立柜上摆放着一个木雕的账房先生。“他的两手间原本是一个玉制的算盘，但它太容易被打坏了，我把它取了下来。”李嘉诚解释说。

　　小会议室直接通向他的办公室，办公桌的整洁引人注目，那上面从未杂乱过。从他在仓库里隔出一间小办公室开始，他就保持着这种整洁，这给予他更开阔的空间感，他总是期待更大的空间。

　　桌子面对的那面墙上是另一副张大千的作品，书写着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嘉诚的内心，就像是种种矛盾的混合体。有时，他有一种与其地位和年龄相衬的超然感，他谈到了“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他告诉我，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全身检查里，他竟沉沉睡去，丝毫不担心可能检查出不良结果，他喜欢陶渊明和苏东坡的潇洒诗句。

　　但有时，他又为现实的世界而忧虑不堪。他因看到在地铁上阅读黄色书籍的香港少年而感到不悦，因看到眼前的受苦人而流泪，他也会抱怨中国人也应有更正确的价值观。他有时也会抱怨世风日下，人情冷漠。这一切与他在商业世界中的表现如出一辙。人们会被他谦谦的君子风范所打动，也常听说他如何尊重和善待自己部下，但是只凭这一点，又难以理解他能如此有效地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商业组织。有时候，他也会说自己是“仁慈的狮子”，但不管多么仁慈，前提还是一头狮子。

　　自1990年第一次宣布准备退休以来，李嘉诚的退休的计划一延再延。在9月8日的谈话里，他希望在2008年可以减少部分管理集团的工作量，他并不是休息，而是要更多地考虑基金会的情况。每个月他都抽出3天时间，每天用不少于8小时的时间跟基金会同事与不同的慈善团体见面，讨论他们提出的捐款项目建议。

　　他的一生，总是处于转变过程中。他已成为了华人世界最伟大的商人，现在，他还将成为最伟大的华人慈善家吗？他在金钱上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将在更宽阔的领域内引发新的变革吗？

　　在两年前题为《管理的艺术》的演讲中，他曾提到了阿基米得的杠杆定律，聪明的管理者专注的是支点的位置。他对于基金会倾注的热忱与能量，将会成为亚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支点吗？进而撬动人们重新思考金钱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与社会进步的方向……

　　尽管它的结果仍未可知。但是对于那个孤单行走在香港街头的16岁少年，那个在夜晚的宝珊道上思考人生意义的28岁青年来说，这种不停地探索和付出，不正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吗？这种精神的延续性，不比金钱、声名与单调地延续生命，更令人深感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