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访谈:陶冬地产论
来源: [观点网] 时间: 2013-06-13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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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也是有周期的,只是当前中国房地产恐怕还没有到下降的周期。
观点新媒体 本刊编辑部 “当投行经济师谈论地产时,他在谈论什么?”
在采访陶冬先生时,第一感觉让人联想到上面这样一句话。陶冬谈地产,思维缜密数据翔实,没有地产从业者的角度,依然讲得鞭辟入里。
2013年暮春,观点新媒体于南京约访极为忙碌的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先生。初次见面时,对陶冬的印象不过是个寻常的中年人,所谈及的事情也是稀疏平常,全然不会让人联想到那便是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的著名经济学家。
当开始正式采访时,我们才终于把陶冬和投行经济学家的形象重叠了起来。
城镇化关键
作为专业的投行经济师,陶冬曾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以及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他自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同时兼顾亚洲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而此前曾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
多年来,陶冬在宏观经济方面的建树已是有目共睹,其缜密的逻辑思维也成为他鲜明的个人特色。
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大多不独立、甚至许多被称为政策解读者抑或“舞台表演者”的时代,陶冬更多的是专注于宏观经济研究,没有过多涉足其专业领域之外。
在对经济问题的解读上,陶冬是态度鲜明的非零和博弈者,所给出的预测和建议往往在利弊博弈间附着更多的含义,不同于宋鸿兵或是郎咸平。
比如在看待黄金价格下跌问题上,陶冬认为:“长远来看黄金是好的投资工具,因为人为货币的数量越来越多,信用越来越差,但是黄金再次璀璨的前提是通胀预期重新升温。”作为投行经济学家,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形成冷静客观的判断,也是基本功力。
城镇化是当前热门话题之一,关于城镇化的各种观点此起彼伏,牵涉到的内容多且杂,宽泛而抽象。
关于城镇化,陶冬是这样解读的:“市场将城镇化的焦点放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业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甚至颇为短视。”他指出,基建与住房乃过去几年拉动经济的主力,在今后几年仍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新城镇化拉动力量更多来自软需求。从投资的角度看,寻求不为市场熟知的新故事,在长期收益上理应高过翻炒基建、住房故事。
在此基础上,陶冬提出,走城镇化道路的大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城镇化并不容易,所谓商机,也并非天上落下来的馅饼。城镇化的成功关键,不在修路,不在卖房子,而在产业化。”
陶冬进一步阐述:“缺少就业机会,大量兴建的住房卖不动,更租不出去,一万个新城镇不过是规划者的水中月。个别地区也许可以获得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线,因此产生出新产值、新移民和新税收;不过多数城镇未必能建立工业产能,制造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服务业身上。对于他们,初始的消费需求十分重要,初始消费带来商机,商机带来商业和就业,由此循环制造需求。”
周期的延续
城镇化必然离不开房地产,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样是研究宏观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无法绕过的课题。
在陶冬看来,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中唯一一个加速的引擎,在其他引擎不是减速便是死火的今天,打压房地产与经济维稳的大目标背道而驰。“房地产市场此时息火的潜在连锁反应,包括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很难预估,这个责任恐怕没有人愿意承担。”
换言之,此刻在中国经济体系内,房地产的地位举足轻重,整个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同房地产市场息息相关。
陶冬还指出,房地产政策又是唯一仍能有效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因为货币政策早已陷入流动性陷阱,措施出台频繁,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财政政策则受到地方财政的制约,各地政府可以推出天文数字的投资大计,但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能力再支持一次2009年时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在信贷上不合作,地方政府所谈的项目更属无米之炊。
在这样的情形下,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正触底回升,经济的持续改善已上正轨,并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这是一个伪周期,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而非新的周期的开始。”陶冬认为,民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随着GDP的反弹而全面回暖,目前的复苏基础狭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故而陶冬提出这样的观点——短期看好,中期看淡。“政策的不确定性未必有想象中那么大,不过中期来看政府也未必是决定房地产周期的唯一因素。”
结构性改革
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经济之间尤为显眼的一个矛盾便是,房地产投资持续火热,而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则越缩越窄。
那么,中国经济和房地产的出路何在?陶冬给出了一个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却很难做到的答案——“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瓶颈导致民间投资的消失,其解决方案一定是结构性改革。要想将经济重新推入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欣欣向荣的轨道,结构改革无可避免。”
在陶冬看来,“稳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是“调结构”才是治理当前经济困境的关键。“过去一年,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反周期政策上,试图通过信贷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困境,通过公共开支替代民间投资。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垫高增长,但是无法带出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
陶冬分析称,其一,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叫去实业化,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业,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实业,银行贷款不愿意贷给实业。国家的政策重心也是在财政政策上,地方政府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发展。
其二,资金进入金融领域,不愿意进入实体领域,这个情况全世界都有,但是在中国更加突出一些。因为中国需要GDP增长,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来维持社会稳定,而且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保体系。
增长难问题中国不是最严重的,但也是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基于以上判断,陶冬一再强调,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给民营企业制造兴奋点和愿意投资的投资点。
“比如说开放服务业”,服务业盈利空间是很大的,却囿于效率不高的国企垄断,类似的还有医疗教育、资金管理、环保等很多服务业都被国企垄断。当这些领域开放的时候,可以吸引资金的注意力,可以制造就业,可以带动增长,也可以产生盈利。”
此外,结构性改革必然会触动利益,在中国凡是触动利益的事就很难推进,这也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症结。如果说以前的改革需要触及“观念的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则需要触动“利益的雷区”,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触及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出路,而是走到那个门、往那条路上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阻碍。
“趁增长和就业还有腾挪空间之时,早打改革牌,纲举目张,不要再拖”。陶冬仍坚持他的看法,但当前国内的经济环境与房地产市场依附紧密,结构性改革来到的那天或还遥远。
或许这就是广大研究型学者最大的矛盾,能分析看透最深刻的问题,却不能在解决的路上大脚迈进。
泡沫何时破
回到房地产,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方面制造出大量流动性,另外一方面其他投资渠道又不畅通,资本管制下到海外投资的人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一个堰塞湖。
陶冬认为,中国是一个税率很高的国家,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是除了A股以外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把房地产作为一个银行帐号来用,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也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
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兴盛十几年,但有一个不曾淡去的隐忧不时被人提及,便是“泡沫”。
“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非常大的地步”,陶冬并不打算避开在房地产泡沫话题上的表态,但同时也指出:“泡沫大不代表一定会破,这主要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和高储蓄率造成的。”
如今北京、上海房价过高显而易见,而且是迅猛上涨,和一般老百姓的收入严重脱节。一线城市房价过高是泡沫的表现形式之一,此外三线城市则表现为库存过大。
既然房地产泡沫已如此巨大,那么这个泡沫将会何时破?怎么破?陶冬解释称,所有的泡沫都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中国房地产泡沫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泡沫。“中国的泡沫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是经济规律是一致的。这个泡沫是由过度流动性制造出来的,但中国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说政策、高储蓄率、资本管制,可能在泡沫破裂时间和力度上有一定的影响。”
陶冬举了个例子——像美国的泡沫也不是说破就破,格林斯潘2004年就提出了“非理性繁荣”,到了2007年美国房地产才开始往下走。
陶冬续称:“房地产泡沫破裂也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更重要的是需要催化剂。”
“具体而言,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催化剂在于信贷环境逆转的时候”。现在的房地产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银行,当信贷环节出现逆转,利率开始上涨,政府开始干预,便可能对开发商的流动性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当催化剂出现的时候,可能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调整,“时机什么时候出现很难讲,但估计不是今年和明年的事情。”
以下为观点新媒体对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先生的采访实录:
观点新媒体:现在房地产是缺乏广泛渠道环境下的投资首选,怎样改变这个问题?改革会不会对改善房价起到一定的作用?甚至解决房价的问题?
陶冬: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叫去实业化,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业,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实业,银行贷款不愿意贷给实业。国家的政策重心也是在财政政策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发展。
资金愿意进入金融领域而不愿意进入实体领域,这个情况全世界都有,但是在中国更加突出一点。因为中国需要GDP增长,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来维持社会稳定,而且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保体系。
“增长难”尽管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但也是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给民营企业制造兴奋点和愿意投资的投资点。
比如说开放服务业,服务业盈利空间是很大的,却囿于效率不高的国企垄断。类似的还有医疗教育、资金管理、环保等很多服务业都被国企垄断,当这些领域开放的时候,可以吸引资金的注意力,可以制造就业,可以带动增长,也可以产生盈利。
结构性改革必然会触动利益,在中国凡是触动利益的事就很难推动,这也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症结。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出路,而是走到那个门、往那条路上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阻碍。
至于房地产,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方面制造出大量流动性,另外一方面其他投资渠道又不畅通,资本管制下到海外投资的人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一个堰塞湖。
中国是一个税率很高的国家,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是除了A股以外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把房地产作为一个银行帐号来用,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
但是,如果认为房地产只升不跌、稳赚不亏是错误的,所有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都有周期,既然是周期性的现象就可能有涨有跌。同时,若是房地产行情跌下来也不用大惊小怪,在必然的周期内起伏,是无法改变的。
在我看来,房地产也是有周期的,只是当前中国房地产恐怕还没有到下降的周期。
观点新媒体:如果结构性改革真正实施,会对房地产业有什么影响?
陶冬:房地产发展有基本面的支持,就是收入的提高,折换成对房地产购买力的提高,这背后实际上需要经济的支持,有增长才会有收入的提高,要不然只是分配上的转移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完成经济转型,实际上也就下一个十年、二十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这将会带来收入的增长,对房地产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下一个经济转型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区域的重新分配问题,这也会带来新一轮的房地产兴奋点,和上一轮的地理位置可能不一样。
观点新媒体:新型城镇化目标能否实现?会不会担忧成为土地城镇化和房地产化?
陶冬:李克强总理把城镇化提到非常高的位置,这的确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前进的杠杆。但是,新城镇化和旧城镇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下一步城镇化到底怎么迈进?我们并没有看出和以前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和过去没有区别,但是到底是什么我没有看清楚。
观点新媒体:怎么看李克强总理提出“人的城镇化”这一概念?
陶冬:城镇化到底怎么做?什么叫人的城镇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够具体。我所看到的城镇化都是一些非常高度抽象的描述,作为经济学家我需要更多的细节才能对它做出判断,但是这些细节还没有。
在我看来,城镇化不在于建多少房子、建多少大楼,而在于能不能够在新的城市中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个核心做不到,城镇化不过是海市蜃楼。
无论是旧城镇化也好、新城镇化也罢,能不能真正解决农村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才是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城镇化不过是一纸空文。
观点新媒体:过去一段时间有不少房企在海外融资、投资,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陶冬:资本市场的融资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市场规律,就是哪里能够融到资,哪里能够便宜地融到资,哪里能够在手续、程序相对比较简洁的情况下融到资,企业就往哪个资本平台走。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A股融资功能基本丧失,银行对于房企的贷款数量也大幅度减少,香港的融资渠道相对来讲较多一些,门槛更低,也快捷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去香港融资是大势所趋。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融资手法开始多样化,过去基本上是IPO,现在有发债、有信托、有股权互换、还有海外公司入股。这恰恰显示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也确实给房地产商带来了融资之门,在关键的时候可能会成为发展商的救命之门。
观点新媒体: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小的房企会选择到新加坡融资。
陶冬:这个最大的差别可能在手续和门槛上,至于到哪里去融资、融多少钱是形式的问题,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海外融资便捷程度高,融资成本要比国内便宜,这是事实。
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含义,由于大量的开发商去海外融资,而且去年销售不错,目前现金流要比一年以前好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出了国五条,房价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依然不大的原因。
开发商是中国房地产最弱的一环,到这一环变强的时候,房地产这条链子就强了很多。
观点新媒体:对于房地产调控,国内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是否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您怎么看货币政策走向?
陶冬:我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宽松期已经过去,但是紧缩期也还是处于“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的状态。我们的确听到过楼梯声,包括央行在回购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的变化。
总的来讲,因为经济增长不景气,金融风险高,同时通货膨胀又开始有回落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短期之内进一步明显的收缩恐怕不会出现。
但是通货膨胀在中国一定会起来,而且因为H7N9而大量杀猪、杀鸡之后,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回复到正常时,会发现供应少了很多,这可能带动下一轮CPI更大的上升,早晚会带来人民银行的加息,我估计这会是明年的事情。
观点新媒体: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与去年一致,但是为什么CPI目标下调了0.5%?
陶冬:CPI增长目标为何下调0.5%?一方面表明政府对于控制物价的信心更足,同时也和经济增长比想象中慢有关系。今年年底通货膨胀恐怕要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上半年通胀情况相对要小一点。
观点新媒体:您认为全国推行房产税的可行性有多大?
陶冬:我认为这种可行性不高。
第一,经济增长不快,这个时候关掉唯一还在上行的增长引擎很可能会使经济硬着陆,在新一届政府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的情况下,在房价不大涨的当口,这种可能性不大。
第二,房地产政策是中国现在微调经济最重要的宏观工具,其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现在已经没什么效果。国五条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开发商、买家、政府三方提供了一个暂停线,让他们得以有一个观望期。
现在开发商现金流还可以,不介意稍微放缓涨价的步伐,买家也会暂时观望一下。政府认为只要房价不大升,也愿意拥有这样一个时间出来。国五条最好的效果实际上是停一停,但目前还没有到停的这一步,成交量都在往上涨。
观点新媒体:房地产泡沫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泡沫破裂的因素又会有哪些?
陶冬: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非常大的地步,这在一线城市表现的形式是房价过高,在三线城市表现为库存过大。北京、上海房价过高显而易见,而且上涨迅猛,和一般老百姓的收入严重脱节。
这个泡沫已经很大了,但是泡沫大不代表一定会破,主要是由中国的资本管制和高储蓄率造成的。
像美国的泡沫也不是说破就破,破裂需要一定过程和一定时间,更重要的是需要催化剂。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催化剂是信贷环境逆转,因为房地产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当信贷环节出现逆转,利率开始上涨,政府开始干预,这可能对开发商的流动性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要么是中国贸易顺差大量减少,外汇占比开始转嫁,国内的流动性也开始变小;要么是美国联储再次推出量化宽松;要么是由一两家大的企业违约;这种事情好像看起来非常遥远,但是突然出现一两家公司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
当一些催化剂出现的时候,可能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一次调整,时机什么时候出现很难讲,但估计不是今年和明年的事情。
观点新媒体:有观点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把房地产泡沫消化了?
陶冬:所有的泡沫都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此泡沫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泡沫。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点,说此泡沫不同于彼泡沫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中国的泡沫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但经济规律是一致的。这个泡沫是由过度流动性制造出来的,但中国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说政策、高储蓄率、资本管制,可能在泡沫破裂时间和力度上有一定的影响。
观点新媒体:现在不管是高端还是小开发商,对调控都不担忧,认为对企业的发展不会有影响,是否会太过乐观?
陶冬:2008年的时候,开发商们也说不担忧,到了2010年的时候差不多有一批要死掉。开发商对于房地产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看法,这也是在商言商,泡沫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没有,市场有不同的观点。
而且,短期来看是开发商都很开心的时候,因为现金流没有很大问题。我觉得他们说的可能没错,同时我也坚信市场有市场的规律。人靠架梯子是不可能爬到月球上去,准备再多的梯子也不能够爬上去。
观点新媒体:调控能否促使房地产企业转型分化?现在很多开发商把目光投向商业地产,您怎么看?
陶冬:什么时候都在转型、分化,只是很热的时候大家都在拿地、抢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寻求更加分散的投资是正常策略。
至于商业地产,三年之前我大声疾呼,但我觉得今天商业地产的泡沫比住宅市场还高,受到流动性的影响也更大一点。但无论是怎么调整,住宅和商业地产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前提就是流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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