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战争的失败后果比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可怕。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由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走势本来应该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遵循基本的价值规律，也就是说，铁矿石的价格应该由其开采成本、供需关系及普通商品的平均利润水平来决定。

　　1996 年到2006年世界铁矿石储量从1500亿吨增长到1600亿吨，可以保证世界100年的用量，而实际储量还在不断增加。2001年到2006年世界钢铁产量增长47.1%（从8.5亿吨----12.5亿吨），而同期铁矿石产量却增长了59%（从9.32亿吨----14.82亿吨）。1996年到 2006年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不过每年增长5.8%，世界钢铁需求近几年才达到7%的增长量，而世界铁矿石价格却从2002年的24.8美元/吨增长到 2008年的170美元/吨，仅仅6年的时间就上涨7倍，这样的上涨速度是不能用供需关系来解释的。

　　工资是开采成本中最主要的因素，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3%之间，其工资增长水平也应该与此相对应，所以工资因素不能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铁矿石的开采并不需要多少高科技的投入，所以其投资利润应该在10%以内，利润率不应该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2004 年之前的世界铁矿石价格保持了近20年的稳定即在16---20美元/吨之间波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在这20年里并没有由于铁矿石价格的稳定而出现亏损，相反，他们在铁矿石价格保持稳定的20年里（16―20美元/吨）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与职工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企业的发展也在良性的轨道里运行。

　　三大铁矿石公司连年漫天要价，说到底就是想谋取暴利。2006年力拓的营业额为254亿美元，而其税前利润却达到102 亿美元人，毛利润率达到40%，经过2007年、2008年铁矿石价格的继续暴涨，其利润率更高。一种用普通生产工艺生产出的普通商品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

　　为什么在由日本人主持谈判的时间里，铁矿石价格能保持20年的稳定，而中国人一接手谈判铁矿石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7000亿是个什么概念，7000亿元可以让中国2亿贫困人口（日人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每人得到3500元，7000亿元可以制造35艘中型航空母舰，7000亿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7000亿是甲午战争赔款的7倍。

　　可以说，铁矿石谈判的失败，是一种比甲午战争还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军事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日本人的侵华战略及战争准备缺乏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导致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政治上是由于北洋舰队成为李鸿章个人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惜战、惧战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这个数字约合现在的955亿元人民币，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而铁矿石谈判期间（2004年---2009年），经济上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大于澳大利亚，军事上，中国并没有被澳大利亚打败。具体到铁矿石贸易上，澳大利亚也没有什么优势，2007年澳大利亚在7.5亿吨铁矿石贸易（海运）中仅占38%，而同期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约50%，由于铁矿石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平衡，总供给的增长甚至高于总需求，在此情况下，怎么会出现中国的谈判总是失败的现象。

　　有人将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的原因归咎于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控制了近 70%的贸易产量，那我不禁要问，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为什么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 /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 /吨。

　　而中国对世界稀有金融的出口量占了约80%，为什么稀有金属的价格却连年下跌。

　　尤其是石油价格，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下跌，而石油价格却从2009年初的33美元/桶迅速上涨到73美元/桶。此前1998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价格仅14.3美元/桶，2008年涨到147美元，10年涨了10倍，而期间原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也基本操持了平衡，也就是说，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原油价格的上涨，就如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一样。

　　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这是人们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走势的一种形象比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令人宰割的被动局面，也许我们应该从铁矿石谈判、石油期货这些表面的圈子里跳出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来思考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是腐败的温床，这是笔者对国有企业的一贯评价。国有企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根本的原因是所有人对经营人的监管无法到位。

　　从法理上说，13亿中国大陆人是每一家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但由于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13亿人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管赚了多少钱，13亿大陆人民并不能获得丝毫分红，反过来，这些国有企业亏了本，也不会要求这13亿人直接承担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漠不关心。作为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部门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处于同样的利益无关的状态。既然无关利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要怎样做，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关心。

　　铁矿石谈判在去年奥运会期间就被记者揭露可能存在猫腻（人民网8月26日报道），为什么直到近一年后的今天才着手查处。为什么每到铁矿石谈判的关键时刻宝钢就会带头提价，而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际，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的老总公然唱高油价，发改委甚至发文支持涨价，这样公然的配合，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并纠正，说到底是国有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主体。如果宝钢是私有企业，它的股东会放任其管理者这样公然地损害企业的利益吗，绝不会。同样的道理，宝钢等国有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之所以愿意为了每吨0.5美元的回扣而放任企业遭受7000亿元的损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绝不会要那0.5美元。

　　凡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就知道，企业老总们的开支（吃喝嫖赌等等）都可以种种名义在企业报销，企业里最有钱的除了厂长、经理就是供销人员。

　　中国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商品远不止铁矿石与石油，沿海绝大多数的出口型企业的原材料都来自海外，这些原材料的采购金额绝不比石油、铁矿石少，为什么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能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说到底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企业不是自己的，怎么弄都无所谓，何况通过违规操作还能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

　　其次，要从中国的选官体制去思考。商场如战场，这是人们对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形象比喻。要在瞬息万变，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残酷的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并发展，需要企业家们及国家经济决策部门的负责人们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及顽强的意志，这些人尤其学需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并比其它人更勤劳。上述品质缺一不可。但在中国现行的选官体制下，具备上述品质的人要进入管理层、经济决策层基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的集权体制下，选官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些低能、无知、卑鄙、道德沦丧的人能更加顺利地进入权力层。这些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更不知羞耻为何物，他们一旦权柄在手就拼命地捞钱，奢侈地享受，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百姓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声誉都轻如鸿毛。指望这些人去战胜那些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经过数不清职业励炼与道德洗礼的西方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再次，要从中国的经济竞争体制去思考。以宝钢为首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放任铁矿石的涨价，这其中当然某些管理者个人的卑鄙目的（据说这些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中有大量的子女在美国、澳大利亚留学、经商，他们的钱都来自于力拓等铁矿石公司），但他们在铁矿石进口资质方面的特权也是重要的因素，不管铁矿石价格多高，他们都可以通过向没有进口权的民营企业倒卖铁矿石进口配额而获利（据说每年仅这方面的公开利润就达200亿），宝钢等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还可以通过自己在钢铁市场的优势地位大肆拉高钢价以向下游产业最终向消费者转移高成本以获取高利润。如果没有这种特权，宝钢等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是不敢面对铁矿石价格的狂飙行情的。

　　最后，我们要从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去思考。经济上的垄断与特权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企业的低效益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对消费者进行的肆意掠夺，而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以政治上的垄断与特权为前提。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电信、能源、金融保险及城市公共行业等垄断行业的公开掠夺行为无还手之力，就在于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民权哪来的民生呢，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有选择县长、市长的权力，既得利益阶层敢这样猖狂吗。

　　慈禧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封建传统政治体制的危害，随后在她的支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光绪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颁布了 180条政令，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虽然这场变革由于光绪、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不幸陷入与慈禧的权力竞争并被以荣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而失败，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大多由慈禧推行，比如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允许民间学会的成立，鼓励创办独立的报纸，裁撤绿营，改用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从法律上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成立翻译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等等，这些措施最终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中国人的思想得以跟上世界的步伐，并最终使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避免了在此后与日本的战争中亡国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慈禧怎么可能支持戊戌变法，如果没有随后对变法新政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最后肯定会走上分裂、亡国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赔款不过2.3亿两白银（约合现在的900亿元），而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给带来的损失起码是甲午战争的20倍，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与影响远甚于甲午战争。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人更加看清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与腐朽，并将激起他们更大的对中国的掠夺欲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也同样使中国人民对腐败的官僚体系更加绝望，中国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寻求出路的努力将更加艰难。

　　希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以最深刻的警醒，并抓住最后一线机会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避免中国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加拿大华人网http：//www.sinonet.ca/news/china/2009-07-19/34238.html）

　　背景资料：

　　《三井帝国在行动》第一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高明的玩家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005年全球6.6亿吨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68.2%流向亚洲，其中中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2.75亿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43%左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钢铁生产国，中国在每年的价格谈判中处处被动。而日本几乎不受铁矿石涨价的影响，甚至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受益者。在铁矿石的主要产地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日本财团直接或间接拥有大量当地铁矿石企业的权益。

　　历史性涨价 71.5%的幅度让铁矿石贸易成为2005年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话题之一。宝钢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领导企业，在出众的业绩表现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和共生。利用中国开放的经济结构，三井财团以新日铁和宝钢为切入点，深入到中国钢铁产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了如指掌。此时，如何提取中国钢铁业的巨大红利成为三井财团的主要课题。

　　在世界各地精耕细作的三井财团一贯低调谨慎，它们在中国的行动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这样的铁矿石巨头企业也是以三井为首的日本财团的合作者，而且是战略伙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整合的中国钢铁行业对于日本财团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一般的经济利润。然而，三井财团的行动及其造成的影响，却并不为常人所熟悉。

　　2005年2月22日，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达成协议，上涨幅度达71.5％。此次新日铁“先下手为强”，率先锁定矿价涨幅，在资源占有上“抢得先手”，又进一步巩固其亚洲价格谈判的“主导地位”。2月23日，在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就新日铁率先提升铁矿石价格发表“不满”讲话之际，坐在听众中的三井物产的一位员工却开心地笑了。

　　不久，宝钢集团于2005年2月28日下午在其网站上正式发布信息，宣布其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这2家世界上最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已就年度矿价达成了最后协议，价格涨幅为71．5％，与此前新日铁率先“锁定”的价格涨幅完全一致。此时，三井物产一方面在中国以宝钢为前锋、新日铁为后援进行着雄心勃勃的“植根中国战略”；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投资铁矿石生产企业，大幅提升原料价格。

　　三年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2008年2月18日，巴西淡水河谷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达成的2008年度铁矿石基准价，巴西图巴朗粉矿、南部粉矿上涨65%；高品位的卡拉加斯粉矿则涨了71%。第二天，《东方早报》以“铁矿石谈判中国钢企再遭日本暗算”为标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标题是“宝钢称铁矿石涨价65%基本合理”。22日，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正式达成一致，接受2008年度铁矿石价格上涨 65%。

　　巴西铁矿石价格（FOB 离岸价）走势

　　年 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价格 (美元/吨) 16.56 18.04 21.39 36.69 43.66 47.81 78.90

　　涨价幅度 0% 8.9% 18.6% 71.5% 19% 9.5% 65%

　　（注：2003-2008 国际铁矿石价格连续第6 年上涨，而在此前则是有涨有跌。）

　　谁在分食“涨价”的美餐？

　　正如前面提到的，巴西的铁矿石生产企业与三井物产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自1971年开始，三井物产开始投资巴西第二大铁矿生产企业Mineracoes Brasileiras Reunidas公司（简称：MBR）。1997年开始，三井物产拥有巴西Caemi Mineracao e Metalurgia公司（简称：CMM）40%的股权，而CMM公司拥有MBR公司84.8%的股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拥有巴西 Valepar公司（巴西淡水河谷的母公司）18.24%的股权。

　　就在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即2005 年2月23日这天，新日铁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Rio Tinto）在谈判中也锁定了71.5%的矿石价格涨幅。事实上，三井物产在澳大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澳大利亚的罗布河（Robe River）铁矿山，1967年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纽曼（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纽曼西北112公里处的西安吉拉斯（West Angelas）铁矿山和潘纳旺尼卡（Pannawonica）的罗布河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随着全球钢铁需求扩大，铁矿石的争夺日益激烈，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三家公司计划确保自己专有的矿山权益，在与力拓公司联合运营的罗布河矿山开发新的矿区。权益分配率方面，力拓为53％、三井物产为33％、新日铁为10.5％、住友金属为3.5％，包括现有矿区在内，合计产量2010年达到每年 3200万吨，总产量的约四分之一由新日铁获得，一半将出售给中国的钢铁厂商。

　　2005年4月13日，以上海宝钢为代表的16家钢铁企业又不得不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矿业公司（BHP）达成矿石年度合同价格71.5％涨幅的协议。此时，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三井物产、伊藤忠三家共同拥有距离黑德兰港（Port Hedland）以南353公里的Mining Area C铁矿，纽曼以东15公里的BHP-OB23/25铁矿，纽曼西北90公里处的BHP-Yandi铁矿，黑德兰港以东175公里处的高兹沃斯（Goldsworthy）铁矿，以及位于纽曼的瓦列拜克（Whaleback）铁矿。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双方在更多领域存在紧密的合作。例如，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利益。出售交易完成后，必和必拓持有勘测区75%的利益，三井大西洋能源公司（Mitsui Atlantic Energy BV）持有15%的利益，南非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PetroSA持有10%的利益。此宗交易也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参与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通过宝钢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项目，三井财团把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巴西三地的事业连结在一起。作为国际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中国为铁矿石生产商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同时也体尝到了铁矿石价格上涨的痛苦。受71.5％涨价幅度的影响，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多付出了300亿元的进口成本；与此同时，国际铁矿石巨头从中国捞到了30亿至40亿美元不等的利润大单。

　　就在上海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企业接受71.5％铁矿石涨价后的一个月，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专务执行役员多田博于2005年5月20日率领40余名干部来宝钢进行为期一天的干部交流，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谢企华、总经理徐乐江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上，宝钢向三井物产汇报了《宝钢的一体化改革和钢铁发展规划》，双方总结回顾了上届干部交流会以来合作的进展情况。此时，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已经是非同一般。

　　“首发定价权”是馅饼，还是陷阱？

　　与中国不同，几乎100%依赖进口铁矿的日本在2005年71.5％的涨价中几乎毫发无损，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拥有海外大量的铁矿石资源。在巴西的铁矿中，三井物产和新日铁占有很大股份；而在整个澳大利亚矿区里，到处可以看见新日铁、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这些日本公司的名字，他们已经在逐步控制钢铁业的上游产业。虽然涨价也使日本的钢铁企业利润受损，但上游铁矿石的利润却可以弥补钢铁企业的损失。

　　2006年5 月15日，巴西淡水河谷与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德国蒂森—克虏伯达成协议，铁矿石粉矿价格在2005财年上涨71.5%的基础上再上涨 19.0％；高炉球团矿价格下降 3％。这是世界钢铁业从4月1日开始的2006年度第一个铁矿石价格协议。蒂森—克虏伯球团矿用量比例较大，铁精粉涨价的损失可以在球团矿的降价中得到弥补，平均成本实际只上升不到10%。尽管这个“面粉涨价，馒头降价”的一揽子价格协议确实充满戏剧性，但是这个协议的产生毕竟从外围打开了与中国铁矿石谈判的缺口。

　　在这次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旷日持久的铁矿石谈判中，印度最大私营铁矿石出口商Sesa Goa公司表示，该公司将把供应给日本客户的铁矿石价格上调19%，从而积极策应巴西淡水河谷的价格谈判。其实，三井物产拥有印度Sesa Goa公司51%的股份。印度Sesa Goa目前年产矿石量大约900万吨，其市场多元化，覆盖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及欧洲大的钢厂。中国大陆主要客户是宝钢、马钢、重钢、昆钢、南钢。

　　2006年12月21日，宝钢在谈判的开始阶段就急忙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2007年度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上达成了一致，接受上涨9.5％，首度取得所谓的“定价权”。此前的两年，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谈判，接受了71.5％的价格涨幅，获得2005年铁矿石首发定价权；德国蒂森—克虏伯达又接受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19％的涨幅，而获得了2006年首发定价权。新日铁和蒂森克虏伯达都曾因为能从首发定价权中得到好处，更愿意在价格谈判中妥协。

　　铁矿石连涨了三年之后，也是在中国产业界对宝钢获得2007年度铁矿石的首发定价权大加赞赏之际，三井财团已然悄悄改变了策略。中国钢铁企业产能巨增，同时对于海外铁矿石的海运需求也高速增长。三井财团的利益点恰恰就在于“帮助”中国钢铁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了对于钢铁产业链（以铁矿石为源头、以物流为纽带）的控制能力。于是，铁矿石连续3年涨价还未落幕，2007年的海运价格就开始翻番。

　　矿石未平，海运又起

　　2007年9月5日，作为国际海运价格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已经到达8090点，创历史新高，但在2003年底之前，BDI还没有突破过 2400点。而当日的巴西、澳大利亚至中国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也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巴西图巴朗港至北仑、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68.563美元/吨，比 2006年全年平均运费上涨148.15%；澳大利亚西澳港至北仑、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26.123美元/吨，比2006年全年平均运费上涨 120.01％。

　　海运费的大幅提高，再次让中国钢铁企业陷入夹缝中，日本企业却很平静。日本钢铁企业多数与船运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能拿到更便宜的海运价格。日本钢铁行业和海运行业的重要企业，甚至造船企业，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利益共同体，同属共同的财团成员，即使涨价也是钱从左手移到右手，对整体利益没多大影响。而且，日本有很完善的海运市场和中介服务体系，能通过对运输价格的期货买卖锁定涨价风险，甚至操纵特定领域的运价。

　　不仅如此，海运费的大幅提升还为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为其扩充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5月30日，日本最大营运商商船三井宣布，该公司计划建造43艘铁矿石运输船，以满足预期中铁矿石运输长期增长的需要。这一大规模的投资将加强商船三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好望角型新船经营者的地位，使该公司至2010年从事铁矿石和炼焦煤运输的船队达110艘好望角型船和30艘巴拿马型船。

　　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为商船三井的全资附属子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在中国有27个分公司/代表处，分布在沿海各重要口岸及城市。 2002 年，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中国事务战略委员会”和秘书处，专门研究、制定和实施在中国拓展业务的战略。商船三井做为全球最大的矿石运输企业，对中国和全球的海运市场了如指掌，显然有足够的能力对海运市场的价格施加影响。

　　在 2003-2008年铁矿石和海运费价格大涨中，日本作为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始终胸有成竹。这是因为，三井物产和商船三井等财团企业相互配合，始终把持着铁矿石资源和物流，又渗透到钢铁产业和贸易的个各环节，无论价格如何变化，都能化解价格波动的风险。另外，新日铁等日本钢铁企业凭借高端技术、高端产品优势还可以将资源价格上涨传递到全球市场上。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掌握主导权比争取定价权更为重要，没有“产业主导权”根本谈不上“定价权”。

　　2008年1月23日，国内各大网站转载了《商务周刊》的一篇题为《隐者三井》的文章，其中提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零售研究中心李飞教授的看法，他说：“三井物产的优势之一主要体现在它对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度上，三井物产力求价格稳定，部分情况下甚至可以控制商品价格走势，从而挟制下游企业。”该文章还评论说：“三井财团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股份投资聚集大量连带企业，这种持股方式尽管不能完全控制对方，但也使得三井物产可以参与到更多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从而利用自己在信息和网络上的优势来影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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