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说起话来总像个哲学家。

　　他们两手握在胸前，眼直直盯着你，

　　指着从落地窗望过去的那片密实的土地，

　　“凭空”却也真挚、狂热地叙述这里未来的一切。

　　他们太希望你相信了，他们极尽细腻的语言，

　　他们尝试使用有肉感的语言。他们会向你解释为什么这么构造城市的躯体，

　　还会向你描述在这个城市躯体下，生活的可能，生存的载体和生命的价值。

　　或许是划分错了学科，城市规划师从来从事的就是哲学的工作—

　　城市在他们理解中，是人类共同选择的生命的载体。在这样的理解下，

　　这个职业要他们时刻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未来需要怎么样的生活，

　　进而需要怎么样的载体，怎么样的城市？

　　这个由人类的欲求物化出的现实为什么反而在侵蚀培育我们的自然？

　　在这个语境下，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师们提出未来的城市应该是生态城，

　　上海世博会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事件，而是当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生态事件——

　　他们试图把人类居住的未来引向生态。

　　生锈的城市内心

　　日当正午的上海，太容易让人晃花了眼。阳光直楞楞地扑打下来，跳跃在林立的高楼上，来回震荡在一片片有机玻璃做成的墙面上，碰开在罗列的广告牌上，细碎成灼目的小光点，四处闪烁着。这个城市正精神亢奋、血脉张。行驶在高架桥上，可以听到，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流溢着的，是让人激动、却也紧张的轰鸣声。那是粉碎的声音，那也是生长的声音——不断有东西被推倒、碾碎，然后，又是一个崭新的、挺拔的、耀目的躯体瞬间而起。

　　谁都熟悉这样的上海，谁都赞叹这样的上海。

　　然而，车沿黄浦江往南，这种光亮迅速而狼狈地褪去，虽然，从理论上，从这个城市自己的定义上，这仍旧是城市的中心——上海的开埠，上海的工业正是从这片位于黄浦江两岸，卢浦大桥与南浦大桥中间的土地开始的。

　　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这里是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场地。

　　有关黄浦江上游的这528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故事，上海图书馆里发黄的史集中可以找到。故事的开头在1867年江南造船厂迁来，随后上钢三厂、南市发电厂和华纶印染厂等陆续在此拔地而起，我们可以想见那颇为壮观的一幕：工业的钢筋铁骨开始圈住这片土地，瞬时，这里浩瀚成了一片工业的森林。这片现在暗淡的土地，它最明白的定义是“它是上海最早的工厂区，也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区”。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郑时龄这么对我说。

　　对这个城市来说，它或许是最早的母胚，或许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开埠、码头、租界、制造局核心要素就从黄浦江的这片地方开始并且完成，现代工业那唐突、饱满的力量就从这里涌出，跨过沿着黄浦江，迅速蔓延在这片土地，催生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按图索骥，上海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条脉络都留有年份让我们有机会去追溯城市发芽的过程——首先是黄浦江沿岸外滩的发展，然后是垂直于外滩的南京路等的发展，再往后，就开始远离黄浦江而向内地发展，相继形成静安寺、徐家汇等中心地区。

　　就这样老上海完成了其城市构架，完成了发育。

　　然而，当我驱车往南行驶，远远的就可以看到的，那里一片令人触目惊心的颜色——深灰色，或者说，是锈色。

　　“是的，这是片生锈的土地。”最精彩的形容词莫过于此，这句话来自一位正在尽力于改造这个城市的、上海世博会规划师。

　　只有深入这片锈土的人才知道这土地生锈成怎么样的境地。但我已经无法再进入——挖掘机以世博会的名义正在翻新这里的土地。

　　现在的我们，只有可以通过经历者的眼耳去体验。我最终选择的讲述者是世博土地控股公司的官员陈志浩，他的工作是负责搬迁和整改这片土地，按照他的叙述：“工厂盘踞着大部分的区域，还有零散的居民区，有的依厂而建，有的散落在厂房里，零星滋长着”，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后滩的地方，“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流浪到上海的灾民沿工厂厂房建成的棚户区，他们的棚户也是用铁皮搭的为多，和工厂的外壳一样长满锈迹，这里的地域特征描述起来简单得过于简陋——没有一棵树，全是歪斜的房子，全是生锈的铁皮，灰色布满了整片视野。”

　　在后来的采访中，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则给我一个味觉上描述的补充：“他们甚至没有抽水马桶，那里的空气充满了人与工业代谢不良的味道。”

　　每个城市都有一只垂死的工业恐龙

　　风在耳边，视野开阔而庞大，因为我就站在离海平面有十层楼高的南浦大桥上。

　　黄浦江两岸这片生锈的土地铺展在面前了——到处林立着高耸的塔吊，还有长度一两百米，高度有好几层高的工厂。即使距离遥远，但她们已经足够构成视觉上的冲击，她们是工业化的产物，直接而且庞大，可以想见在全盛、青春期的她们该使多少内心强大的人都为她们赞叹、激动。

　　我之所以用“她”来称谓，是因为从这里孵化了中国最早的轮船和最大的轮船(因此大桥要建得特别高，为的就是让船只通行)，孵化了这个城市的工业，甚至孵化了这整个城市。

　　然而，当她们老了，当她们锈迹斑斑，那横亘着的、庞大而且苍老的身躯，让人不忍、也不敢正视。

　　车从南浦大桥下，沿着上南路一直往江面走。漫天风尘弥漫、满路车辆往来。可惜难以用语言描述，这绝对是幅后现代的构图：新铺的沥青路旁，两边的水泥地被碾碎成细块，透过车窗，看到的是巨大的施工车队载着工业废料往外走，和它错身而过的，是一辆辆开敞的大卡车，上面小心地绑着一棵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字排开行驶而来。

　　到了上钢三厂，下了车，抬头一看，发觉在桥面上看的这个庞大的工业躯壳是何等巨大，她的一个支撑的脊椎就有六七层楼高，她的随便一根骨头都有几百米长，而且都是粗壮而庞大、不加以掩饰的钢筋，赤裸裸地占据了眼球。司机也下了车，抽了一根烟，边吐着烟圈边和我说：“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也被吓到了，回去还做了噩梦，还真像只恐龙！”

　　这样的压迫感、这般的身躯，确实给人有种心里一颤的震撼。还是艺术家懂得表达，回到世博局，曾经和陈逸飞规划东方明珠绿地、现在被邀请对世博会片区工业遗迹进行艺术拯救的著名画家黄英浩告诉我，他构想在用这些工业零件做的艺术品，设想中的，“那是工业器械做成的一只恐龙。”

　　当年盘踞在这片土地的这只工业恐龙是中国的奇观，如今，却成了上海的心病。“它处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城市如果要扩大，或者想形成一个集中、健康的城市中心，就需要动到这，政府早就想动这里了，但一直缺乏足够的条件——毕竟这些厂子动辄上亿资产。这片地方已经阻碍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健康了。”陈志浩对我说。

　　这片土地在这只恐龙的统摄下甚至成了与城市隔离的区域。我到上海采访这几天见到的朋友，其中包括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对这片地区异常陌生，他们告诉我：“几乎不曾去过那，感觉像是两个世界。”

　　黄英浩也是个生养在上海的人，他觉得这片地区的故事是个必然的悲剧：上海是从这里发轫的，它一开始是上海的子宫，再来是上海的心脏，然而后来，工业在城市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小，或者说，工业越来越和城市没关系，城市就开始排挤这个曾经的心脏，城市拖着自己庞大的身躯往另一个方向生长，所以这里成了“失落的城市心脏”。

　　七年多前，黄英浩曾经到这个地方写生过。看到的是，几个大厂房盘踞着这片土地，村庄被打碎了零星滋长着，几乎都是水泥地，工业的气息——柴油味弥漫了整片区域。“难怪没有人愿意过来这里，也实在没有过来这里的理由，除了这些工厂的员工。”

　　这并不是上海的特例。着力于要重新装置上海的吴志强，对我说出了他更广远的观察，他觉得这是中国城市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第一代城市是城和市，防卫和交易，第二代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发轫于工业，几乎所有城市都是从工业开始，吸引集中的人群，然后，由这些人群的需求打造出人类生存的载体——城市。”

　　在他认为，第二代城市有个悖论：它由工业聚集人群，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他们开始发展符合自己各种欲求的生存载体，并发觉这个载体与这只喷着柴油味、到处赤裸着钢筋水泥的工业恐龙有着本质上的不相容，人类带着他的城市拼命要逃离，留下一只只庞大而垂死的工业恐龙。事实上，几乎每个城市，在它的城市中心，都有这么一只垂死的恐龙。

　　“所以是该到了改造它们，拯救城市的时候了。”吴志强说。

　　代谢不良的城市

　　总有许多人以为自己揣着的是整个世界的秘密，并由此享受保密者身份带来的自我催眠的快感。老张和我描述的时候，表情和神态就像个这样的保密者。

　　退休后无所事事的人，调整不好都容易偏激，老张则成了个运动狂热主义者，退休后一天锻炼三次，每次都要上下楼跑，跑到顶楼再下去。他因此意外地看到了这个城市浑浊的呼吸——他因此以为自己获知了这个城市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我每天到傍晚那点就上楼来，看到那边烟囱就放屁，大片大片地往这边飘，然后它们扩散开，化成蒙蒙的空气，落到大街小巷上，我知道我们呼吸的是什么，所以我坚持带口罩。”他神气洋洋，似乎得到极大的满足。

　　找到老张是在西藏南路一栋小区住宅楼顶，那个傍晚我没看到老张的秘密，但我看到的是，将落的夕阳把霞光涂在那片锈色斑斑的土地上，映出血般的红。

　　城市生病了，最直接的观察点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呼吸——那样稠密那样浑浊。美国曾做过一个调查，城市的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慢性肾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呼吸系统的癌症患病率，与大气环境中Cd，Zn，Pb，Cr等重金属元素的浓度显著相关。20世纪70年代日本城市爆发的“水俣病”，就是重金属Hg的危害所致——这些都是城市躯体、工业心脏带来的直接代价。

　　代谢不良。这是著名城市生态学家王如松对中国城市问题把脉开出的病历。他这么解释，空气污染背后，还有工业废料污染，然后还有水污染——污染是一个系统，像人的脉络，脑血栓了就手脚也都不通了。

　　介绍王如松之前，要有一串长长的定语——国际人类生态学会副主席、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协会副主席、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第一副主席兼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事实上，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上海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主任。他带领的这个实验室承担了上海世博会的几个研究课题，包括正在做的：如何把上海打造成一个生态城市。

　　他长期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个因人类欲求而生的生存载体反倒成了人类求得更好生存的障碍，反而在侵蚀滋养我们的自然。

　　这个国际城市生态学的泰斗，正在忙于组织5月将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城市生态学会议，他告诉我，他对中国城市、对上海的观察就在他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里：“城市的问题其生态学实质，就是人与自然间系统关系的失调。”

　　他对失调有过学术上的阐述，为保证完整传达他的想法，照抄如下：

　　“流”或过程的失调

　　城镇环境污染及区域资源耗竭的根源在于低的资源利用效率和不合理的资源开发行为或方式，导致或者过多的物质、能量释放，滞留在环境中，或者投入少、产出多，自然生态系统得不到足够的补偿、缓冲和保养生息，从而形成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网”或结构的失调

　　城镇系统是一个通过各种复杂的物理网络、经济网络、社会文化网络和生态网络交织而成的时、空、序的复合系统。各种组分关系的不均衡耦合，如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土地利用格局，不协调的城乡关系、供需关系、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基础设施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父母一代的物质需求与下一代人的物质需求的相互关系等，正是目前城镇发展中各种尖锐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

　　“序”或功能的失调

　　一个和谐的城镇生态系统，必须具备完善的生产、生活和生态调节功能。城镇传统的决策管理只注重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功能，而忽略了能源、环境、自然及人的供给、接纳、缓冲及调控功能，顶多只把它们当做外部条件来进行处理。协调的生态功能包括可持续的资源供给能力、环境容纳能力、自然缓冲能力、经济协调能力和社会自组织能力。它有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企业的协同共生行为及城镇居民的监督自理行为，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削弱都会导致城镇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

　　根本病源或许还在于这只工业恐龙。

　　“其实城市和人一样，讲究的是通畅，万事万物说到底，都是能量系统、物质交换的系统，如果哪里堵塞了，整个系统就会出问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小平教授这么对我说，他参与了上海生态城市课题的研究。从这个逻辑上出发，或许中国城市生态没法建立的根本障碍也在于此了。“你看，生锈的一个巨大的东西，堵在城市的心脏位置，各种能量和物质都无法通过这里交流，这个城市当然要出问题了。”

　　中国式理想城的具体意象

　　采访完老张，我给了他一个建议，他可以把这个地方圈起来卖票，当然，前提是他拥有这片地方的产权。

　　老张站的那个地方简直可以称得上世纪最佳观景台了——整片老工业区都已经被栏杆和铁皮圈住了，就像是个大戏台，从老张他们楼顶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驶入的是卡车、挖土机和塔吊，一片地逐渐被碾平，一幅画布就快要成形了，再来就是如何描绘的过程了。

　　更何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手笔”了——以上海的中心城区当底，用最高科技的技术当装置，在眼皮底下活生生瞅着它布置出一个城。“而且根据政府的说法，还是未来之城，直播城市大变身，想来就觉得很刺激。”老张说这话的时候还真像喜欢唠嗑的北京司机。

　　事实上老张不知道的是，上海其实已经悄悄在体检了。细到一条沟，大到一条河，真实到鸟的种类和数量，飘渺到空气的城市流向，都有立案，都在摸底，对一个城市那么庞大的身躯这么进行全面检查，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从三个纬度我们可以了解到城市体检队伍的庞大——我了解到的，这个项目几乎需要动到上海的各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投入一半以上专家；根据上海世博局提供的材料，上海世博会对城市生态的检查建设包括环境建设、水安全保障、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新材料开发、食品安全的快速检测，以及强对流天气的精细预报等项目；而上海市科委总工程师钮晓鸣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近两年来，世博科技行动计划已启动了一百个左右的专题研究项目。

　　他们或许都出于一个共同的判断，在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师们看来，改造这片生锈的土地只是第一步——“就像身体生了块不该有的东西，除了切除之外，还要疏通连接原有的脉络，而还原到城市，就是水、空气、热量等脉络的畅通。”因此，上海需要全面检查，也因此，“上海才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一次性把城市改良到底。”

　　上海确实在尝试借着世博会给城市开出药方。

　　按照规划师们给记者的描述，改造之后，不只世博会展区会变得很生态，而且整个区域更会像是个城市生态心脏，“它将嵌入这个城市的内在，与城市构成、完成循环的整个城市生态系统。这也是这届世博会重要所在。”负责这整个规划的，就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协教育终身委员吴志强，这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总和我强调：“我们的药方是中药方。”

　　他之所以强调那是中药方，是因为，“城市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我们所做的，是尝试结合我们传统的智慧与西方的技术改造这个城市。是根源于我们的传统智慧提出的，所以我说是中药方。”在他认为，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这一系列的城市生态理论、主张和模型都是人类探求城市和自然和谐的努力，不过西方最终悲观地选择应该瓦解城市的论点，“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从发展趋势上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已经成为人类选择居住的载体。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迁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

　　“在我看来，在我们老祖宗看来，只要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城市非但不是地球的病体，还是地球新的活力装置。”

　　吴志强真挚地认为，在与自然和谐的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国具有自己的优势。或许，我们的文化宗天法地，以自然的规则来组织社会的规则，大到一个城市，要对应上天星辰的排列，小到一座房子，要遵循中轴线的方位布置，三千多年前，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就是提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我们无时不在应承自然。”

　　吴志强最终开出的药方是三个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历史与未来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不是很虚的东西，比如现在城市的夏天热得受不了，那是太阳很慷慨地给我们能量，而我们又用能量制冷试图和它抗衡，结果两种能量交织在城市中，排解不了反而更热了，如果我们懂得和谐，把太阳热能吸收下来，转换成车的动力、机器的能量甚至冷气的电力，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他在描述这个城市时表情陶醉：“这个城市是有着植物特性，能自我新陈代谢，又能像动物吸纳、成长，其实我想着的就是回归自然，城市是也是自然的产物，我只不过尝试还原它本来面貌而已。”

　　上帝用七天造出了人，如果再给上帝七天他会给我们怎么样一座城？这个问题，吴志强和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师将会用七年的时间尝试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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