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黄仁宇为什么要进行明史的研究？为什么他的研究会一直紧扣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与不断革命问题？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富于“宿命”色彩且具有强烈悲观性的视角？

　　历史学的研究，看似为一门技术性的专业，实际上，从古到今，很多在人生中遭遇了痛苦或困惑而得不到解答的知识人，往往可能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与书写来追寻自已的“天问”。

　　西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受刑。而这一灾难，始终促使他围绕“天人之际”的困惑去思考历史问题。《史记·管晏列传》：“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命与正义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位史家。在他这里，这困惑与自已的生命、经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通过著述和思考，则是对困惑进行解答的最好方法。因此，在他著名的《太史公自序》中强调：“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公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但是历史运行，有的并非用行为的因果关系能加以解释，而形成为人类理性照射所不及的幽暗面，即使史公之所谓天。这可以称为历史中的偶然性，这是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17]。”司马迁的“天”具有神秘难测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因人生中遭遇强烈痛苦或困惑的一流学者，往往会通过研究历史或著述等方式来思考探求自身的“天问”。黄仁宇显然受到过司马迁很大的影响。据他自已称：“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18]。”

　　不仅仅中国古代的先贤以治史来进行“天问”，古代西方同样具有这样的传统。例如，亲自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军官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亲眼目睹了强大的雅典提洛同盟战败瓦解。雅典在付出惨重代价和牺牲之后，降格为一个二流城邦。亲历这一事实和惨苦的战争记忆迫使他思考这段历史。

　　笔者以他写作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的雅典将军尼基阿斯(Nicias)之死为例。据色诺芬《论收入》卷四记载，尼基阿斯拥有财富、良好的出生、教养、德性和美誉。很难想到他最后会有惨死的命运。修昔底德也说：“在与我同时代的所有希腊人中，尼基阿斯这样的人是最不应当遭逢这种厄运的人，因为他一生都专注于道德修养，用它来规范自已的行为[19]。”可他最后竟因迷信日食而错失全军撤退的机会，最后被科林斯人处死。他惨苦的受难背后，正是修昔底德反复要思考的“天命”主题。也许在修昔底德看来，他与被天命诅咒的俄狄浦斯王（Oidipous)是同样悲壮的角色。而雅典的厄运，又何尝不是一个被诅咒了的“俄狄浦斯王”呢？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古今中外，在人生中遭遇了痛苦或困惑而得不到解答的知识人，往往可能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与书写来追寻自已的“天问”。

　　五

　　黄仁宇参加过中国的抗战，也差点卷入到内战之中。与修昔底德一样，军人的生涯与经历迫使他必须对历史进行追问。这样一种经历，是相当独特的。因此，他也具有其他学院派历史学者很少具备的经历与问题意识。

　　正如他自已所说：“我如果宣称自已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钻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20]。”而他本人所结识的亲朋故友，除国民党阵营之外，还有“田伯伯”、“海南弟”、“廖沫沙兄”等属于共产党阵营的人。在他本人看来，两方在道德上其实都没有错，都在为一个“新中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这些国共双方的故友，大多在残酷的历史中成为了牺牲者。

　　至于中国的内战，被他称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内战[21]。”中国近现代史的灾难、痛苦与残酷，加之黄仁宇本人所经历的一切，最终促成了他通过历史研究来探求这一切背后那个痛苦的答案。

　　关于史学追问的责任，他认为：“对于内战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22]。 ”“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23]。”这些都意味着，黄仁宇对历史的研究与思考，都是带着这一系列沉重的目的与追问而展开的。

　　六

　　亲身经历了历史的苦难与反思的经验，是黄仁宇写成《万历十五年》的根本动力。要追问近现代中国那些残酷与痛苦的根源，那些促使作者父亲、亲人、朋友卷入一场又一场革命与战争，却又无力改变这一切的，又见证了许多故人为此牺牲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对黄仁宇来说，历史——或者说“大历史”，本身就带有“宿命”规定的强烈色彩。一件历史事实的背后，是一长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承接。

　　黄仁宇认为：“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24]。”在这里，线条可能会清晰起来：正是大明帝国初建时造就的那一套农村组织与落后的管理模式，缺乏专门技术化的文官集团，强大的运作惯性和通过道德代替财政管理，这一切促使了明、清帝国的内向保守和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只能依靠散漫的村庄、低效的文官、道德或个人魅力来勉强支持。这正是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和社会剧烈变革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讲，《万历十五年》不仅仅通过万历皇帝的悲剧或宿命意味投射了黄仁宇个人的悲哀与无奈，也是整个明代以来中国历史必然经历痛苦的那个巨大命定的展示：个体的努力与挣扎在这里往往徒劳而悲壮。

　　“对我来说，命运预定说很有用，可以在中国当代环境之下维持历史主义[25]。”帝国的残阳，不仅是大明帝国落日前的刺眼斜照，也是中国近现代悲壮历史的一抹鲜红。黄仁宇那些为建设新国家而牺牲的国、共双方的故友，命运都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等没有本质不同。在他看来，历史有着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因为：“我逐渐明白，中国内战就像17世纪的英国内战和19世纪的美国内战一样，在第一声枪响出现前，命运就早已决定了[26]。”

　　《万历十五年》正是这位“现代史迁”用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立言结果。《万历十五年》背后的图景，还是那片挥之不去的悲壮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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