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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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於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後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1]”。

　　这段话摘自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段文字。这位历史学家以这样一段充满了宿命色彩、压抑、沉闷而无法摆脱悲剧意味的文字作为全书的结尾，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答案也许不言而喻，它在大明帝国壮丽的落日片段中，尝试解答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那么，此外还有的呢？

　　区别于传统旧史学的思想框架与方法论，现代史学并不试图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来解读历史事件的本质。在这里，安史之乱并不因杨贵妃的女祸或杨国忠的 “奸邪”而爆发，南宋也并非亡于贾似道的人品败坏。黄仁宇喜欢用“大历史”一词解读历史现象。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持续性联系，并且环环相扣。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切入到某种宏观的维度中，分析历时性的组织方式、技术条件、上下层互动与管理。这种联系，被它称为“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2]”。基于这一基本思考角度，决定了他没有将考察明帝国落日的视野放在天启或崇祯时期，而是从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截取了一个片段——大明万历十五年。

　　在这一象征性质的截取片段中，黄仁宇试图尽全面、立体、生动地展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几种历史人物类型：皇帝、首辅、官僚、将领、思想家。这些代表性的人物背后显示出各种社会的或传统性的联系。大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蕴藏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黄仁宇写作的方式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也不是指向娱乐性的通俗读物。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3]”。或者正如他人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品不守学院规律。所以次级资料也欠详尽。但是书评人没有道出，这些缺点，不是无心之错，或一时松懈，而是存心有意如此······他希望替中国学人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4]。”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仁宇显然自觉，并有意识地在进行一种“成一家之言”的书写尝试。学院式的繁琐考据，显然不是他的目的。

　　《万历十五年》认为，大明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帝国文官体制已高度僵化，这种僵化而强大的文官集团运作方式有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即使素以君权强大和专制而著称的明代皇帝，也难以掌控这架已经高速运转于轨道上的机器。在这部机器中，皇帝并不被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被视为一种机构。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当万历皇帝还是一个二十岁青年时，他的陵墓建设就已经动土开工[5]。

　　不同于我们习惯谈论明代的“君权强化”、“特务政治”、“宦官专权”，黄仁宇的中心问题始终紧扣大明帝国的中枢神经及其网络——已经高度制度化的文官集团和它的管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万历皇帝因通过消极怠工和不理朝政而多年放弃皇帝的职责，这一切也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因为“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6]”。科举考试，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时考核，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一切都照例进行。这一制度架构下，“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家的处置者，而是出于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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