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明代文官集团那种代表了制度性、文化惯习、甚至道德象征的运作方式，笔者试以模仿大明帝国政治制度的朝鲜王国为例进行进一步说明。

　　朝鲜王国的体制基本是全盘对其宗主大明帝国的模仿，从意识形态的朱子理学到文官集团的运作方式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朝鲜王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国王是被文官集团推翻的。一位是明正德元年（1506年）被推翻的燕山君，一位是明天启三年（1623年）被推翻的光海君。

　　燕山君在位十二年，“时赏赐无节，至于淫戏事[8]”。面对这位昏乱的国王，朝鲜文官集团发动政变，将他废黜，拥立了性格软弱的中宗大王为新君。《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燕山君昏虐，宗社将危，众议推戴。（中宗大王）性仁孝勤俭，善于听断，谨祀恤民，恭以接下，优纳谏诤，诚心事大，终始不替[9]。”这里，一位君主的废立，取决于“众议推戴”四字，即可见文官集团的强大。而新上任的中宗大王毫无个性，正符合文官集团心目中那位象征着道德理想的“仁君”形象而存在。他和大明帝国的孝宗皇帝一样受到文官集团的赞美，看来不是偶然的。

　　光海君在位十四年，他被废黜的原因是他背弃“中华”（明朝）而交通“夷虏”（后金），这种行为无法为宗室和文官大臣们接受，因此，在王太妃的主持下，文官集团废黜了这位国王。这一次政变，文官集团所使用的思想资源正是传统儒学道德中的“华夷之辨”[10]。在明朝的文官集团体制和观念中，儒学的道德律令高于一切权威。政府也依靠道德对一切上下事务进行操作和处理。

　　明朝虽然没有发生过文官集团推翻“暴君”的事例，但正如黄仁宇在谈到素来以对抗文官集团为乐趣而著称的明武宗时所说的那样：“要不是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11]。”明代的文官集团制度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正德、嘉靖、万历这几位皇帝都耗费了大量精力与时间同体制对抗。而历史证明，反抗是徒劳的。因此，万历帝最后选择了消极反抗之路——他宁愿将时光消磨在与太监“掷银为戏”的无聊游戏中，也拒绝接受文官集团游戏规则的宰制。在这里，我们读出了某种“历史宿命论”的残酷。

　　三

　　明代体制创建于洪武时期的基础之上。明太祖通过严酷的打击，消灭了中产以上的富人。在全国造成了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这个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用一套落后的行政组织与手段向若干自耕农征税。帝国政府对技术管理与精确数目字不感兴趣，也无力实践。因此，大明帝国以朱子理学的道德理念作为立国基础，以道德理念取代技术操作。文官无需精通管理与会计，他需要做到的是用道德修养提高自已，再用道德来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

　　黄仁宇认为：“明代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明代的文官组织，也达到无法管理的程度”。对于明代灭亡后清朝的情况，他认为：“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精神团结的依归，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也全靠科举制度维系[12]。 ”

　　深入到这一步，我们可以发现，黄仁宇不止要探讨明帝国灭亡的深层原因，他更深远的探讨是中国这一套传统道德资源与科层组织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结论是，《四书》的精神，是与近现代社会管理与理念相矛盾的[13]。《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他选取的一件病理切片，他要做的工作，是分析整个的病症。而阻碍中国向近现代社会组织型态迈进的，在他看来——正是传统的儒学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管理模式。而不能发生社会转型的后果，则是导致日后国共内战和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的根源。

　　黄仁宇的问题意识和结论追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观点：“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护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植于中国人的‘伦理’（Ethos）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Betriebskapitalismus）[14]。”在这一深厚传统与文化-制度架构之下，明清帝国的官僚运作方式没有本质差异——虽然清代君主专制主义的程度要比明代发达，并且没有明代那样强大的文官集团与传统。

　　在明代的海瑞用道德立场判决各种法律案件的技术问题，在清代鸦片战争时期，文官们则习惯于让“奸臣们”承担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将技术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15]。也就是说，“帝国的残阳”本身就富于一种宿命论式的象征性，不仅仅是大明帝国的落日。

　　在这种历史的、制度的强大规定之下，个人的努力往往显得徒劳而悲壮。在《万历十五年》中，上至皇帝与制度的搏斗，下至首辅张居正的改革，申时行的调和，再到海瑞的“正直”，戚继光的努力，李贽的反思——总之，这一切精英个体与努力，都不能改变明帝国僵化低效体制已无力支撑帝国大厦的这一事实。这一切，都充分表现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一节文字中。

　　书中还有一节，描写万历皇帝的陵墓。黄仁宇通过对腐烂、潮湿、阴暗、发霉的皇帝墓葬和骸骨进行描述，勾勒出那种压抑、沉闷而挥之不去的整体氛围。他写道：“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已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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