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问我为何如此钟爱欧洲,甘愿忍受十几个小时的经济舱折磨一次又一次前往,我的理由是,因为那里的人不说我懂的语言。
看过一种说法: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矛盾来自于语言产生的误解。在我看来避免这种冲突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所有人都用同一种语言并且精准理解所有单词的意思(目前全球正在做的)。二、全世界人放弃语言,回归用肢体与感知互相理解。我的语言学习细胞实在不强,学了十几年英语还得靠Word的自动纠错功能才能拼对“Global”。所以我选择了第二种。
在波兰的罗兹小城,我与两个保加利亚人,一个伊朗人组成了一支旅行小分队。那两个保加利亚人会说保加利亚语和一些英语以及三个土耳其单词。而那个伊朗人会说三种语言,分别是:伊朗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我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所以我们途中的状态基本是:我和两个保加利亚人用英语交谈,他们之间用保加利亚语交谈,我们和伊朗人用除了语言的各种方式交谈。比如我想问他是否结婚了,就指着左手的无名指做圈装,又用手势比划女人的线条,他就懂了,还拿出手机,给我看他一岁女儿的照片。再比如保加利亚人想知道伊朗人几岁,他使用了扳手指,指皱纹,表演小孩长大等各种方式,最后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指着日期才让伊朗人明白问题。于是这一周仅仅聊天就已经让我的旅程充满乐趣了。
在香港的时候,常常强迫自己要把英文练好,否则从上课到面试都被人鄙视。每天庸庸碌碌学习各种技能,被迫和无聊人士“相谈甚欢”。看起来大家都在进步,人生的数据不断累积,可是心中却被空虚填充,几乎要满了出来。想想这处境是如此悲哀,从出生证明身份证学生证护照到死亡证明,好命的话也许有墓志铭。由生到死,不过是几张纸而已。似乎大家早就遗忘,被生出来原是来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而非背负着所谓“责任”和“理想”强颜欢笑到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说到幸福感,在布拉格旁的小镇Kutna Hora,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人骨教堂所在地。正值一个冬季周日,同行的还有两个女生。在人骨教堂与4万具尸骨亲密接触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悲惨的现实:周日只有从火车站进来镇子的巴士,没有回火车站的巴士了。面对零下十五度不见人烟的小镇,我们心中存着成为人骨教堂一份子的乐观主义精神,准备好了徒步向着可能是火车站的方向进发。从布拉格到这个小镇,是两个小时路程的漫漫雪原,也就是说我们走错了方向的话……
就在我们绝望之时,我远远瞟到两个看起来像亚洲人的中年男子,连忙上去问路。结果对方是捷克蒙古人。于是又到了语言不通顺的时刻,大家指派出肢体语言达人,也就是我负责沟通,我指着地图,说明情况,他们比比划划说出了“Supermarket”一词,又说出了“Bus”一词,于是我理解了他们是要带我们去一个巴士总站,有巴士直接到布拉格,而他们要去巴士站旁边的超市买东西,所以顺路(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看懂的)。途中他们给我们点烟,大家鸡同鸭讲了一阵子。后来我们上了车,他们还专门上车和司机说我们的情况,告诉我们该在哪里下车才放心离去。
这些偶遇的语言障碍,总让我觉得自己真实存在并而且安全地活着,彼此交流全凭感觉,如此简单而已,没有多余修饰,没有隐晦猜忌。于是每次旅行目的不在于在景点门口匆匆合影,而是期待着此次又遇到什么新奇意外的人和事,享受那一份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短暂幸福,否则在家看探索发现或者国家地理就好了,何必劳顿。
当然,若是科技发展出了2小时就能到欧洲的超级火箭,那欧洲的语言障碍也必然会迅速丧失掉。这样的话,我还是选择忍受十几个小时的肉体折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