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最后一天,阿麦书房关了。
这家位于繁华商业区铜锣湾的书店已经营了五年,在香港的文化圈里颇有些名气。和香港许多有品格的小书店一样,阿麦的书不那么大众,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还有一些原创歌手的CD和摆放在一台旧雪柜里的台湾角头音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麦都被认为是香港的小书店中既有自己的坚持又善经营的佼佼者,在经营状况好的时候还在湾仔的艺术中心开了一家阿麦书房别馆。但最终,在别馆结束营业两个月后阿麦书房也停止了营业。在结束营业的通告里阿麦的主人说,“在经营成本高且利润微薄(有利润过吗?)的实际环境下,要维持一家位处铜锣湾的实体书店实在是太奢侈了。”
同样觉得奢侈的还有一家叫正文的小书店,不久前它也结束了铜锣湾店的营业,计划搬往沙田,一个租金比铜锣湾便宜许多的地方。
香港人多地少,地面铺位租金昂贵,在铜锣湾、旺角这种人潮涌动的商业区更是如此,而香港的小书店又多集中于这两个地区。于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小书店只好纷纷爬往楼上,也因此有了一个别称——“二楼书店”。其实所谓的“二楼”只是一个代词,越来越多的小书店搬到七楼、八楼,甚至十几楼。即便是这样,维持生存也是不容易的。
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对面有家叫做人民公社的书店,书店连同旁边可以坐下看看书喝杯茶的地方总共不足四十平米,这在香港的小书店中已不算小了。一个周末的午后,约了朋友在那里谈事。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店里来了六拨客人,其中五拨是来买奶粉或询问奶粉相关事宜的。原来,自去年九月毒奶粉事件之后书店就增加了一项新的业务——代卖日本奶粉,而看上去卖奶粉显然比卖书容易得多。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四十出头的男子,进门后他直接走向店员:“您这儿有没有《温家宝传》?”店员显然没有听懂男人浓厚的北京腔,“对不起,您要什么?”,这时男子自己看到了他需要的书,“嘿,还真有”,他从收银台旁的书架上拿起书,翻到封底,“这香港出的书还真贵”,男人一边说一边掏出钱包付了款。在店员找赎的间隙,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书架,目光最终锁定在他刚刚找到他需要的书的那个架子,其实那是整个书店最显眼的一个书架,进门后目光自然落到的地方。这个架上的书不按类别分类,除了那些用现任或离任的国家领导人做封面的,如《胡锦涛传》、《温家宝传》、《中共改革三十年黑幕》、《中共高官夫人秘闻》等,也有如《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显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禁书。
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来香港变得容易,于是游客的购物清单也从最初的珠宝首饰、数码产品、奢侈品牌扩展到方方面面,这其中当然包括了书。清单上的书是在内地无法买到的,除了一些内地尚未出版的港版、台版和英文书,更多的是在内地无法出版或虽出版却被禁止发行的,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禁书”。精明的商家注意到了大陆游客对禁书的兴趣,在商务、大众这样的大型连锁书店,甚至会有几个书架专门售卖禁书,虽然其中不乏东摘西抄的“文摘书”和无根无据的“自编书”。
在铜锣湾、旺角这种自由行游客集中的地区卖禁书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多数小书店并不会将禁书作为分类依据或仅仅因为是禁书就将其摆上书架。
旺角的西洋菜南街是小书店云集的一条街,这里的乐文、序言、新亚都是些口碑不错的二楼书店。在这里当然也会有那些在内地无法买到的书,像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王力雄先生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戴晴女士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但他们都按照各自的分类被放在不同的书架上,和店主精心挑选的其他书一样。
小书店因为小,自然不会做到种类齐全,但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也正是这“小而精”。和大型连锁书店不同,这些有风骨的小书店少有热门的经济读物或各种成功指南,他们更多地秉持着文史哲的传统。除了经营书,他们还会定期举办讨论会、各种讲座,有些书店甚至加入独立出版的行列,自己出版一些不被大出版社看重的文学类书籍。
在一个经济至上的城市里,这些二楼书店在颇为隐蔽的空间守护着一份文人的雅气。但这份守护却异常艰难,青文、洪叶、文星、阿麦,一个个熟悉的二楼书店先后关了。那些还在营业的也大多步履维艰。
不久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了2009-2010年的财政预算案,市民满意度比去年下降了38%,媒体上各种批评的声音不断,但对于预算案中文化部分的内容却鲜有人提及。经济不好,国计民生才是大事,文化自然不重要了。至于这些小书店,就更是没有人会关心,政府不会,民众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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