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什么是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

　　“集体谈判能力”：取决于结社权，还是取决于“所有制”？

　　一些反对地权归农户的朋友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无论与官员还是与老板打交道，如果缺乏“集体谈判能力”都会吃亏。这个看法真是对极了！但是他们说“被集体化”能增加农民的谈判能力，却是错得一塌糊涂、错得缺乏常识，其荒谬的程度只能与如下说法相比：据说自由散漫的犹太人是没法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因此把犹太人“集中”起来（集中营），为的是增强他们与政府“集体谈判”的能力！

　　其实这里的简单界分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本质上是个政治概念，它取决于农民有没有自主的结社自由，而完全与什么“所有制”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当今发达民主国家的农民有多牛：他们是“私有者”，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农会和亲农社团，支持亲农党派，进行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议会中有他们的代表，媒体上有他们的声音，如果需要，他们更可以成千上万地开着拖拉机涌进城里，在都市的大街上发出呐喊，政府与社会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诉求。与马克思关于“小农是散漫的一口袋土豆”的论断相反，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农会兴盛”是个明显趋势。正是由于美欧各国争相护着各自的农民，遂使“农业保护”问题成了国际“商战”中最执拗的争论，从 “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多次导致谈判失败。显然，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小农”在这些国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之大，超过他们国家一些人数更多的其他阶层，更远远超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农民！

　　相反地，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成员，在统治者面前有一丝一毫的“谈判能力”吗？别说这是“右派”污蔑，请读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特权阶层”控制下的苏联农业的吧！

　　“农民”与“农场主”：区别在于经营规模，还是在于“国民待遇”？

　　有人说，西方农民不是农民，是“农场主”，所以他们有集体行动能力，而中国“农民”就没有这种本事，必须由官府“组织”他们。老实说，区分“农民 ”（peasants）和“农业者”（farmers，也就是所谓的“农场主”）在中国笔者可能还是最早之一——1980年代笔者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西方绝大多数“农场主”不是雇工的老板，而是类似自耕农的“家庭农场”或类似佃户的“租地农场 ”，当然，其经营规模比我们的农民大得多，但比前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人均耕地规模通常不是更大，而是更小。而日本、韩国等东亚精耕细作区的小农场不但比苏联小得多，比我们的农民也大不了多少，但他们的集体谈判能力却与欧美农民（或“农场主”）差不多。显然，“农民”与“农业者”的区别既不在于经营方式是租佃、雇工还是家庭自耕，也不在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区别就在于杜润生杜老说的那个“国民待遇”问题：“农业者”是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而“农民”则是没有 “国民待遇”的无权者。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你反过来倒怪他们不是“农场主”，所以不配有权利，这是哪门子歪理？

　　更重要的是，所谓“集体谈判”，与谁谈？主要就是与各地官府和涉农商家。在今天中国的体制下，政府是“招商引资”的主体，涉农商家与农民打交道也都要取得政府支持，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与官府。而与官府谈判必须通过官办的“集体”，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靠谈判对手“组织”你去与他谈判，否则免谈，这不干脆就是不许你谈判吗？

　　所以，如果说你要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重建命令经济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公社，你就直接说这种体制如何优越得了，至于说到“市场经济中的集体谈判”，那就要清楚：作为谈判对手的“集体”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集体”截然就是相反的东西，两者的区别比两者各自与什么“集体”都没有的“小农”的区别还要大得多！

　　“集体”与“交易费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老实说，这个道理与其说是“私有化论”者阐述的，毋宁说在反私有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论证。温铁军先生曾指出我国改革前搞的人民公社很有必要，因为它“ 节省了国家与一个个小农户打交道的交易费用”。但他在另一处关于印度的文章中却说：印度的工会农会很厉害，以至于“政府、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 ”，弄得征不成地，修不了高速公路，也吸引不来外资。温先生在此对“交易费用”这个术语的误用（经济学上的“节省交易费用”决不能理解为不许讨价还价）姑且不论，但显然，他非常清楚这两种“集体”间的区别要比两者与“单干户”的区别大得多：人民公社完全、彻底地剥夺了小农的谈判能力，而自主农会作为谈判对手却比一户户的小农难对付得多。人民公社使得农民不仅无法讨价还价，在大饥荒年代甚至连逃荒的可能都被剥夺，在所有粮食都被抢完后只能困在村里活活的就地饿死。而有了结社权的印度农民却成了漫天要价的强硬对手、令“政府、企业”都干瞪眼的“最牛钉子户”。这两者何止天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说农民成了“最牛钉子户”就一定是好事。温先生就此批评印度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也说过，反对地权归农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注意：“合乎逻辑的理由”未必就是现实中当务之急，也未必就是合乎道德的理由），就是如果农民的地权过于绝对化，是否会过分强化农民的谈判能力。但是温先生应该想好了：他到底是想削弱农民的“谈判能力”呢，还是想强化这种能力？在这种讨论中最好还是不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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