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阅读香港这座城市，数年来一直存在着几点偏差：有关香港的中文著述，为数虽然不少，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却不多。它们的共有特点是均出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之手，以自我反省和思索的态度去记录香港的过去和未来，因此常常带有浓郁的本位化色彩；西方世界下的英文书稿，大多数皆以西欧的视角来观察与解释香港的历史，未曾脱离以东西方对照为中心的符号隐喻；而内地已出版的香港书籍，则主要以中国为叙事优先，香港蜕化成了附属，演变成单一而片面的金融香港、旅游香港。所以，要认真评说香港，还要评说的好，很有难度。

　　按照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说法，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在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

　　这种“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叙述角度，在我记录香港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启发。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对城市思索的意义在于比较，任何孤立的观察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却会丧失比较的联动与趣味。而一次成功的比较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仰视或者俯视都不是正确的姿态。同时，身份也决定了比较的真实性，不同立场的观察必然会牵扯进带有该立场的个人情感。如果个人情感过于激烈，则会不自觉地收窄自己的视野，变得偏见和短视。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经有一次批评香港人以狭隘眼光看待内地人时说过，“中国，正如香港，本该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层次，我们完全不该画地为牢地陷入某些偏见构成的典型”。那么反过来，香港是不是也应该如内地一样，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去记录、去描画呢？

　　因此，我一直尝试着在香港“本土论述”和内地“他者视野”转化的换位思考中，去剖析香港人对国族身份的探索、对公民意识的实践、对集体记忆的珍视、对小区保育的执着，以及香港人在地产主义、中环价值和边缘危机下的省思，力求为读者还原出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曾将我的这层尝试形象地比喻为“门槛上的视野”，站在门槛上观察，的确可以做到内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踏在门槛里边那只脚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踏在门槛外边那只脚时(或者想反的情况出现)，又该如何呢？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逾越个人的情感，夹杂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呢？

　　2006年11月11日午夜12点，我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伫立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边，看着这座已经运营长达48年历史的码头，熄灭最后一束航道灯光。随后在皇后码头、旧区保育等议题上，我又和香港人一起为保留香港的本土文化和记忆共同呼喊和努力。同时，在香港人的世代纷争和边缘化等讨论中，我又秉持和香港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看法。这些个共性与差异，来源于我在香港时的身份与情感的双重转化。我尽量保证跨越门槛时的平衡，但评判的标准，还应在你们——读者的手上。

　　回归已经十年的香港，既有着东方明珠赞誉中的耀眼与璀璨，也有着《狮子山下》“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的苦涩与辛酸。经历了金融风暴、禽流感、非典疾疫、管制风波、七一大游行、边缘化危机，以及西方论者一次又一次“香港已死”的唱衰声后，香港依旧保持着动人的活力，并且正以崛起于世界中心舞台的中国的特殊一部分，向世界特别是中国内地展示着它开放、多元、自由以及坚持不懈追求民主和全民普选的另一面。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97回归时的迷惘与反思，也没有体会到晋身负资产的辛酸与凄苦，并且迄今依旧在摸索，试图从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出香港仅存的一点人文色彩，但是不可不承认，香港人的坚韧与执着、乐观与勤奋，特别是对本土生活经验的认同与热爱，都是这个拥有小猪麦兜、拥有公民意识的城市吸引我继续驻足的动力。

　　这是香港的优势，也是香港赖以自豪的精神价值，更是内地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参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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