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狼藉的西方财务和濒临崩溃的本地市场使国际银行的目光投向中国。在最黑暗的时刻——即便是全世界都在指责他们引发了世界金融灾难,但一想到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还得靠咱,跨国银行还是能感到些许欣慰。只是由于去年中国内部环境和情绪的突然变化,他们对中国的预期不再那么明确。在伦敦和纽约,有利可图的承销合同已经难觅踪迹。而在中国,这场危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加强监管和竞争障碍的绝佳时机。只是,除了当地的国有金融机构。
在华的外资银行家认为,目前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他们的在华机构能从中国银行获得的贷款减少了(因为这个贷款的发放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控制)。由于中国的其他章程限制了外国金融机构向他们的在华机构注资,国内融资的“掉链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国际银行在公共资本市场的营运范围仍然受到限制。尽管数年的游说取得了一些不充分的授权,而今仍然没有一个国际银行能独立地在中国进行最基本的承保和分销证券。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非华金融机构想要赚钱,就只能在市场边缘见缝插针。基于规模经济的活动和跨国界业务还是能盈利运作,比如,几家跨国银行的外汇交易依然风生水起。毕竟,即使处于萧条期,交易仍需要用钱。
而就在两年前,那些大投行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上诉业务不过衍生了更多机遇,那些由中国经济增长和融资方式的转型——由国有银行到公共市场——而产生的机遇。从2006年到2007年,运作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这预示着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深圳和上海大行其道——以及从事相关的经纪人和资产管理行业,比如:马修•奥斯汀(Matthew Austen)的奥利弗纬(Oliver Wyman)咨询公司,使他们赚得满钵金。这些频繁的交易包括运作三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和一家最大的产业公司的上市。
既然开了个好头,本来随便干点什么都应该能延续之前的辉煌。但接踵而至的需求崩溃远不止一些傻缺客户的流失。去年,投行和会计公司一整年都在疯狂地为数百家中国公司上市做准备,结果却发现投资者的兴趣随着中国股票的价格一起跳水。9月份,一个月内,没有一只新股在深圳或者上海上市,香港也仅有一支。一个在华混的还不错的资深主管说自从6月来一分钱都没赚着。
公共市场的需求萎靡理论上说将私募玩家推上了市场。可惜他们大部分被套在“预售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性投机中无力自拔。其实如果在2007年,那些预售股一旦上市,这些人肯定能大赚一笔。不幸的是现在大家都被冻结了。而那些现在有超额现金的基金都攒着钱不放。一方面是考虑到一些想抽身的客户可能会要求兑现赎回,另一方面则是伺机将钱转移到美国去。因为在一个破旧立新的环境里,一次正确的下注可能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好消息还是有的。一些眼尖的,现金富余的公司趁机入手了本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股票。邵逸夫(Sir Run Run Shaw),这位101岁高龄的传媒大亨,今年夏天本来打算将他在香港的一家广播有限公司卖一个有钱的(也是短命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结果在12月22日,这笔失败生意的后续报道是邵逸夫。当地律师说这样的交易现在层出不穷。
一些战略性的买卖也开始初露犊角。7月,一家私有公司,卡莱尔(Carlyle)输掉了一个战线拉了三年的战役。他们没能收购另一家叫做徐工集团(Xugong Group)的拖拉机公司。大众认为这一举动反应了中国经济对外来投资持续增长的抵制。但是有些银行家认为,这场金融危机使得管理层暗示人们应该以更正面的眼光看待这些合作。一场决定性的考验是可口可乐出价24亿美元收购中国果汁业的龙头老大——汇源。如果这事儿成了——现在还不确定——那就预示着跨国银行有戏唱了。
随着政策驱使金融系统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中国的银行家和管理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中国南方——该国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令人惊讶的是该现象居然没有引发大量的关于“借钱难”的报道。金融困境的唯一显著信号是中国银行师出无名地注入了25亿美元到它香港上市的子公司。或许现在中国股市的相对坚挺,更多地反应信息的不透明而不是一个更行之有效的债权分配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或许将面临自己内部的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结构调整。曾经大家都赞同,有西方银行巨擘支撑的市场型金融系统一定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可现在那些老大们都靠着政府投钱过活。要下个定论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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