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可以透过另一位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笔触来探寻它的意义所在，“当古色古香的卢浮宫的中庭被盖上了一个玻璃的金字塔时，我丝毫不加思索的状下便即刻飞往巴黎。满载古典装饰而厚重的卢浮宫，透过这个可说是二十世纪最极致而巨大的玻璃，映照出其影像而互相晖映。就算代表着旧巴黎与新巴黎的这两栋建筑，是以一种面对面的姿态耸立着，但我所见到的绝不是一种‘对立’的画面，而更涌出‘这才是建筑啊’的赞叹与感动。我个人确信那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为迎向二十一世纪所创造出的新景观。”

　　这段真情实感的笔记，为我了解贝聿铭的建筑意义提供了一个外界的参照。他自认为是“现代建筑的第二代”，是紧接着格罗皮厄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与勒·柯布西埃之后的承接者。作为哈佛大学建筑专业的第一代学生，这个来自东方世界的贝聿铭以其孜孜勤勉与艺术智慧，有效地承接了包豪斯的影响和哈佛的“美式现代”。

　　“(那时)对于新世界的强烈期待掩盖了一切悲伤，对于未来的冒险，我无限向往并充满好奇。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有机会去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我曾无数次地阅读贝聿铭的这句对新世界的描述，试图从中发现“新世界”对于那一代中国人的真正意义。生于1917年的贝聿铭，在1935年转道日本留学美国，他所经历的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中国。

　　整个东北已经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接着便是华北危机、白银危机，人心惶惶，整个国家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

　　就连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所在的中国银行，也因为国民党对这个中国最大的银行的觊觎，贝祖诒也被弄得焦头烂额。家国动荡，18岁的贝聿铭被送出国去，目的地便是美国，他是幸运的。自从他踏上了远行的船后，直至1978年，他才有机会回国。在这段时间内，他成为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建筑师。

　　“有人问我中国对我的影响，是有的，有些人到了美国大大改变，有些人则一成不变，我则是在中间，有些改变，但是我以中国为根，长出西方的枝叶。”在许多年后，在一个访问中，贝聿铭这样道出，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东西方混合而生的意象。

　　东方之竹

　　在转向中环半山的立交桥的一刹那，我看到了那道瀑布。在香港这样喧闹而凌乱、高效而冷酷的城市里，这道缓缓流下的水，伴随着人行阶梯，竹径秋水潺，一时让我看到了东方。

　　贝聿铭设计的这道瀑布，坐落在他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的东边一角，为锐利的大厦线条在底部位置平添一道墨笔，缓和了人行道的气氛。如果按照香港规划部门的做法，这里只会是一处无趣的天桥阶梯，功能只是将人最简单直接地运送到他们想到达的地方。至少从交通以及大多数的城市建筑物上来看，香港并非一座东方之城，但它却又会极度可能地成为如今很多中国城市的未来时。

　　事实上，我很难在我们的城市中感受到东方，如果不是贝聿铭在中国银行项目中使用三角形呈现出的新的形体可能性。他将这个独创的形体比喻为“向上生长的竹子”。

　　的确，再没有一种植物能像“竹子”更能表达对贝聿铭的代象。而贝聿铭将他的竹子意象使用于建筑上，最直接的案例便是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这个项目又因为香港回归、红色资本等政治意义，成为了这个时期香港建筑物的政治地标，而它对香港地区风水学上的影响力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贝聿铭的外观设计方案。

　　在北京的中国银行项目上，由于高度的限制，我看到了另一种竹子。那些像竹子般的影子投射在大厦巨型的中庭，这些层层叠叠的影子构成了贝聿铭更为诗意的竹子。当然也有真的竹子，那是贝聿铭从杭州寻觅来的江南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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