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度说话:中国“摩天大楼竞赛”

  因为高昂的成本和运营费用,殊途同归的凄婉故事一次次上演。

  2007年底,原“中原第一高楼”———郑州裕达国贸以2.73亿出让竟无人问津;更早以前,佛山市52层高的“国际商业中心”建设中途资金告罄,6年后拍卖时,标价2亿元都无人注目;因亏损拍卖,评估价值26亿元的广东国际大厦起拍价16亿元竟无人应声,而更多的高楼要么在建设途中成为“烂尾”,要么在大规模闲置和低出租率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安全。对于超高建筑来说,突发事件造成的“杀伤力”远远高于一般建筑:

  11月30日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凯商务大厦突然起火,大火从5层狂烧至20层,消防车赶到现场后,因楼层太高,消防水枪竟无法控制高层火势;

  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的惊世一撞,近1万人花了9个小时才将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

  而上海金茂大厦也曾做过试验,请一群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楼往下跑,结果,最快跑出大厦的一个队员也花了35分钟。对于被大火围困的人来说,人生能有多少个35分钟?

  隐性危害也在暗中滋生。比如地面沉降,这直接导致了摩天高楼的广受诟病。据媒体公开报道,上海浦东区陆地面积下沉现象日益严重,陆家嘴金融区地面已平均下沉3厘米;金茂大厦附近更下沉达6.3厘米。而陆家嘴金融区启动十几年来,平均每12天就崛起一幢约30层高的大楼……

  “摩天大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活,而是一个社会系统。一座摩天大楼不是孤立的,你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它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分析道。

  在杨保军看来,中国很多城市造摩天大楼,虽然硬件上没有问题,但在软件上却不一定能跟上。在关涉更为深远的生态保护、科学规划上,一幢摩天大楼背后潜藏的问题也远远未有穷期。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1999年总结出了“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in-dex),这一惊人发现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

  在充斥着资本市场图腾崇拜的摩天大楼身上,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必然也会相应显现。过去100年中,摩天大楼指数便已频频“显灵”,记录惊人———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华尔街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之后纽约股市崩盘,并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世贸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再夺全球最高,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了西尔斯大厦,亚洲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茂大厦在1998年封顶时也遭遇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洗礼。

  如果真有“高楼魔咒”,我们宁愿多讲点吉利话,如果没有,我们宁愿“科学发展”地相信:一个现代化的家园绝不仅是满地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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