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非洲发生兴趣，缘于过去几年中中国与非洲日渐亲密的关系。

　　奴隶贸易开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剧，殖民统治开启了现代非洲，也埋下了种种不幸的祸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对自身的认识。我们对于非洲没有那种深层的心理纠缠。过去我们以阶级立场来理解非洲，如今则增加了利益的纬度。至于这块大陆历史、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我们则没有了解的兴趣。在内心深处，我们保留着明显的轻视。直至我们在迪拜机场等待飞往肯尼亚的航班……

　　一

　　迪拜机场的地毯黄底黑条纹，像是一片小型的沙漠，凌晨5点，它一片拥挤，睡眼惺忪。旅人在等待航班的到来，以各种姿态表现自己的疲倦。除去蜷缩在狭小的座椅上的、斜靠在墙边上的，我发现一些奇特的睡姿，他们趴在地面上，左臂背在身后，脸孔斜压在地面上，仿佛刚刚被正面枪击，突然倒地，从此长眠不醒。

　　包裹在黑色里的穆斯林妇女，脚步轻盈地掠过，像是来自一个模糊而古老的年代。迪拜，阿拉伯世界的叛逆者还是新的楷模，毫不掩饰地炫耀财富、贪婪、名声、炫目的科技……我们等待飞往肯尼亚的航班。阿拉伯人沟通昔日的亚洲与非洲，他们带来货物、人员与信仰。而现在，运载我们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空中小姐们身着黄色制服，那条不伦不类的白色纱巾松散地荡在脸旁。

　　飞机上，我在读一本旅行手册《走遍全球-东非》，黄色封皮的，由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出版。它是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是《LonelyPlanet》的模仿者，编写者是中国的旅行家，它宣称是“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提供帮助的指南类系列丛书之一”。翻到我们的目的地内罗毕，除去景观、路线、食宿，它也提到了内罗毕城著名的高犯罪率，这些常规套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它提供的建议：“闹市区千万不能去，即使一定要去，也要结伴而行，要尽量装成不是亚洲人。”

　　对于飞机将要抵达的内罗毕，我几乎一无所知，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提到，他在草原上猎杀狮子时得了疟疾，被迫回到内罗毕治疗，肠子几乎掉出来。对于它属于的非洲大陆，也是一片模糊。炎热、政变、饥荒、疾病、杀戮，河马与鳄鱼的搏斗、懒洋洋的狮子，不懈的长跑运动员……它由联合国的人道援助和动物世界这两种画面拼贴而成，甚至不顾非洲自身的复杂现实：那片宽宽的撒哈拉沙漠将北部与南部切分开，西非、东非之间也差异显著。谈起非洲，经常忽略掉那些纷繁的部族、语言，不同的气候、地理、历史差异，而将之不容分说地含混化。

　　我对于非洲发生兴趣，缘于过去几年中中国与非洲日渐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停地听说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矿山遇袭，中国的建筑队正在那里修建公路、电厂、政府大楼、体育馆……

　　在公众舆论上，它激发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媒体上，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轰然运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而在中国的媒体上，此刻的中国与非洲的甜蜜关系，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在1972年不是曾感激地说“是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吗，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对于年长于我的一代人来说，坦桑尼亚是他们最先熟悉的国家之一。冷战的年代，中国依靠对外援助来摆脱孤立。在国内被饥荒、贫困、混乱困扰时，我们也慷慨地修建坦赞铁路，将援助运往亚非拉国家。我们厌恶地称美国是“金元外交”，而我们则是“无偿援助”。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绪开始消退。冷战阴云正在散去，人们发现世界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昔日的敌国变成了他们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过去的兄弟，倒变得像是远方的穷亲戚。非洲从国家和人们的视野中开始退隐。

　　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现。它又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造访之地，人们开始谈论它蕴涵的商机，非洲的元首部长们聚集在北京，探讨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显得陌生而神秘。尽管有过兄弟的关系，但非洲从未给中国留下某种更深刻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理解托尼。布莱尔式的措辞——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疤”。除去政治语言的煽情，它的确也暗示了欧洲与非洲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奴隶贸易开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剧，殖民统治开启了现代非洲，也埋下了种种不幸的祸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对自身的认识。

　　我们对于非洲没有那种深层的心理纠缠。过去我们以阶级立场来理解非洲，如今则增加了利益的纬度。至于这块大陆历史、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我们则没有了解的兴趣。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受尽了“种族”带来的压力，“黄色”让我们遭遇过歧视。这既与那个封闭年代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对于各种独特性，心怀着那种本能的不信任。

　　二

　　内罗毕，来自于土著人马赛语中的EnkareNyirobi——有冷水的地方。

　　任登峰有山东小伙子的热情，让你冷不下来。“叫我任子就行了”，他带我们走到机场外的停车场。在到处都是黑皮肤、光头的世界里，他被结实肌肉绷得紧紧的白T恤和他的硬撅撅的寸头很醒目。他来自山东省的临沂，来到内罗毕已经四年了，还从未回过家乡。

　　已是傍晚，内罗毕的天穹像是蓝色与灰色的混合。在通往市区的道路上，大片荒地寂静地躺在那里，道路上半新的汽车，很多是日本牌子。“它们都是二手车，”任子说，“从迪拜过来的。”很快你就会发现，这里很多东西都是二手的，在城市的边缘，人们在做各种交易，二手的衣服、电视、照相机、鞋子……贫困是这些市场的催化剂。

　　对于路边上散乱的人流，任子说“他们是在下班回家”。对于很多内罗毕人来说，每天步行几小时是再正常不过了，公共交通糟糕，而且人们愿意省下车费。他们的服装有点像是中国城市的服装批发市场的旧货，只是他们喜欢鲜艳的颜色。

　　快进入市区时，车流开始停滞。这也是小贩们的活跃区域，他们灵巧地穿越在车流之间，兜售爆米花、地图、报纸、国旗、香蕉，那个高且瘦的小伙子正把一个足球灵活地在右手食指尖上转动，希望吸引无所事事的塞车的人……“尽量不要让自己像亚洲人”的忠告又回响起来。我们试图从任子那里得知更多的信息，答案却是相互矛盾。

　　“一点也不危险，他们都瞎说，”他的山东口音仍旧显著，但紧接着下句会说，“前几个月有个联合国的车子被抢了，用AK47抢的。”毫不介意前后两句之间逻辑的冲突。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24岁的小伙子，他单纯、直爽得让你觉得追究逻辑毫无意义。

　　任登峰是我们要拜访的一家公司的技术工人，修理电视机。这家公司据说是肯尼亚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生产电视机、VCD机等家用电器。是这家公司的股东老张为我办理的邀请信，我们素未谋面，只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介绍，我们共同的朋友相信，如果让我们在非洲没有照应地独自穿行，无疑会身陷困境。

　　汽车在一座六层红色砖楼前停下。之前，我们路过新华社的东非分社、中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处、一座孤零零的贸易中心ChinaCenter.这是内罗毕市区边缘的Hurlingham区域，中高级住宅区，红砖楼是这家电子公司的新总部，它的一层是一家赌场，傍晚刚至，霓虹灯的Casino几个字正在闪亮，一些中国人的面孔开始向里走。在六层，我们见到了这家电子公司的负责人李先生和他的助手孙先生，他们都来自青岛，有一股山东人的待客热情。

　　新办公室，还未经过装饰，裸露的四面白墙，茶几上摆着几个纸杯茶水。“一路上还顺利吧？”我的新朋友们问道。

　　一下子，非洲的情景消失了，之前在楼道里穿梭的黑人工人都成了装饰品，我又回到了中国的情景。

　　他们安排了我们住处，甚至为我们准备了牙刷。第一顿晚饭是在一家韩国餐厅，老张、老孙，还有老李与他的20岁的儿子坐在我们对面，中间隔着一碟碟泡菜、酱土豆，刚刚烤好的牛肉不断地端上来，带着微微烧焦的香气。

　　老李坐在中间，瘦长、黑黑的面孔上有一股江湖好汉式的气魄，客气却沉默，似乎对一切都了然于胸。12年前，他因为某种负气式原因来到内罗毕，为中国一家大电器公司开发市场。如今，最初的单枪匹马成了肯尼亚最大的电器商之一，它不再仅仅从中国进口产品，而且在本地开设工厂，它也逐渐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外来企业之一，本地企业尊重它的存在。它开办新工厂，提供捐助项目，偶尔总统也会出席。而中国大使馆则习惯将他视作本地华人社区的领袖，这个社区刚刚兴起，或许尚不到一万人。戏剧性的是，伴随着这个品牌在东非市场的蓬勃，它在国内的母公司反倒日渐式微。

　　老李不愿意谈及这些，不仅是因为不善言辞，更是因为深深的谨慎。

　　坐在他右侧的老张，一直说个不停，像是他的发言人。1968年出生于青岛的他，精明而健谈。1990年代初从军队退役后，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那段混乱而获利丰厚的时期，作为前海关官员的儿子，他依靠海关的个人关系，获取了最初的成功。他是老李最初的合作者，后者在陌生的非洲拓展市场，他则负责国内的货源和运输。

　　“李总是开拓者，我不是。”老张说。在创业初期，老李挤在长途汽车上，忍受着颠簸和车内浓重的气味，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前往各个地区，推销来自中国的电视机。这需要特别的耐心、韧性和勇敢。

　　“我们和那些去欧美发展的企业不一样，”老张说，“我们是因为国内市场饱和，才到这里闯世界。”我不清楚他是因为过分的谦虚和诚实，还是对非洲本身的轻视，说出这番话。

　　自从1963年独立以来，肯尼亚一直是东非最稳定与富裕的国家。当老李1996年第一次来到内罗毕时，发现它比想象的要繁华得多，市中心那些高楼大厦甚至比青岛的市容更显著。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他却发现这里再毫无变化，而中国却以翻天覆地的速度改变了。

　　在那条中国人修建的通往乞力马扎罗山深处的公路尽头，山顶上的小学中上课的学生Nairobi市郊，依山而建的东非最大的贫民窟Kibera.孩子们在铁皮棚户下玩耍他看到了英式殖民地风格的市容背后的强烈贫富差距。控制本地经济的是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他们随英国殖民者而来，当英国人撤离后，他们接管了银行、零售、地产这些最重要的产业。而本地的黑人，大部分饱受匮乏之苦，离这家餐厅不远的地方就是整个非洲第二大的贫民窟Kibera，据说超过一百万人生活其中。这里缺乏制造业，它是解决大规模失业与贫困的最好方式。

　　“印巴人很滑，”老李这样说，“黑人则笨，也没什么进取心。”一个简单的人类学考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话题。这里的中国人喜欢简称，印巴人是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而邻近的坦桑尼亚称为“坦桑”，埃塞俄比亚是“埃塞”，这些简称似乎能一下子拉近他们和本地的距离。

　　印巴人控制着零售渠道，老李要和他们不断地讨价还价。在老李的电器公司中，中国人掌握着技术与管理，黑人则是生产者。让他们头疼不已的是，这些黑人总是在偷东西，从最小的零件到整台电视机，他们总有办法拿走。当我们在本地呆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所有中国人都在抱怨这一点。他们创造了一个顺口溜来表明他们的人类学观点：无黑不偷，无黄不赌，无白不嫖……

　　“有一天，你们会发现黑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当他们醒过来时，会震惊世界。”老李的儿子，对于这下意识的种族玩笑，充满了不安。他是个面色黑黑、眼神灵动的小伙子，今年20岁，正在美国一所大学里学习机械工程。他是中国年轻一代在这个全球化年代的缩影，12岁他从青岛来到内罗毕，在这里的一所国际学校就读，同学们是不同国家的外交官、商人的子女。2年前，他从这里前往美国。他身上有一种昔日的左派青年们对于公正的敏感，他抑制不住地反驳父亲和叔叔们对黑人的态度。

　　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他没有理会我们的追问。他觉得我的语速太快，他跟不上，他的中文已不太流畅，自从12岁以来，他越来越习惯英文，或许也模糊于到底青岛与内罗毕，哪个更是他的家乡……

　　三

　　我们从圣歌中醒来。公寓对面是一座简陋的临时教堂，由塑料帐篷搭成。借由卡拉OK式的高音喇叭，人们的祈祷和歌唱声，四处弥漫。

　　8月的内罗毕，潮湿且冷，与我们想象的非洲完全不同。我们在周边做了一个简短的散步，并和虔诚的教徒们一起祈祷，他们讲的斯瓦希利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格格不入和新鲜感都如此鲜明，我们总是想起昨天的晚餐上，主人们讲的一个又一个抢劫故事。

　　早晨十点，有人接我们去吃早餐。餐厅是一个工地上的食堂。那片工地正在兴建十几幢高级住宅，它的地点表明它必定价格不菲。它的对面就是苏丹驻肯尼亚大使馆，它前面的那条安静的马路通往前总统的官邸。

　　工地的指挥部是座两层高的楼房，釉色木板铺就的地面和高大的门廊表明它的英国殖民风格。它曾是本地一位印度富豪的房产，如今成了来自山东省文登市的一家建筑公司。它承建的可能也是肯尼亚第一个大型的中国房地产项目。

　　公司的负责人老于，烟不离手，额头刻满了烟、酒、沧桑岁月的痕迹，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他的文登口音，几乎像斯瓦希利语一样难懂。他已经在房屋的殖民者风格中，加入中国味道。一层的大厅已改成厨房，一个黑人正熟练地切洋葱，二楼的办公室里，零乱的烟灰缸、纸杯，屏幕上满是灰尘的电脑，还有立在办公桌旁的两个长颈鹿木雕……坦白而言，倘若不是依旧的釉色木板，它像是一个中国地方城市的办公室，只不过它的主人或许是位非洲爱好者。

　　老于坐在这里指挥着他的建筑队，窗外，十几个黑人工人正站着砌砖。“没人，我们可不敢来”，老于的文登话经过他助手再翻译，我才明白。

　　他说的人是指老李。事实上，老李也是这块地皮的投资人之一，他先解决了各种手续问题，再把老朋友拉到这里。

　　那天下午，老李也来到工地，他四处勘查。来到一幢刚刚建了一层的别墅前时，他停了下来。“这里将来要挖个游泳池，”他自言自语说，“那还有个网球场。”

　　他神情放松，脸上的兴奋取代了平时的严肃。这是他规划中的新家，他已决定在内罗毕长期住下来。看得出，老李享受那种一切可以做主的控制感。

　　那天晚上，我们继续在老于的食堂里吃晚饭。参加者是老李和老于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算是为我们这些远道的朋友接风。喝啤酒的玻璃杯，倒满了黑方威士忌。“要喝就喝好酒，要喝就喝个痛快”，这是老于的待客之道。他或许也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听不懂他的文登话，所以仰头一干而净。两杯之后，我们神智不清。老李打开了手机的音乐铃声，一段似曾相识的京剧旋律传了出来，他开始摇晃自己的身体和头部……离开老于的工地前，我们参观了工人的宿舍。一个大开间，光线昏暗，两排双层床紧紧相连，有人已经入睡，有人歪着头和别人说话，房子中间唯一的桌子上，四个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麻将牌，手边是一块、二块、五块、十块的票子。所有人都来自山东文登。来这里将近一年，他们几乎没出过这小小的工地。

　　临走前，大林也来送我们。他是个27岁的小伙子，他是工地和外界沟通的唯一纽带，只有他懂英文。买材料，签合约，从早到晚，每天他要工作13个小时。他胖胖的脸上仍长着青春痘，他身材瘦高的女友和他形影不离。

　　几个小时前，大林驾车带我们去著名的Kibera一看。“我在房顶上，看着那里人往外冲，警察开枪”，大林说的是2007年底总统大选引发的骚乱。这次竞选突显出今日肯尼亚或许也是整个非洲的深刻困境——部落主义阻碍着现代国家的形成。来自Kikuyu族的现任总统瓦伊。齐贝吉在大选中获得了可疑的胜利，反对派领导人拉伊拉。

　　阿莫洛。

　　奥廷加指责齐贝吉领导的民族团结党在计票过程中舞弊，要求对全部选票重新进行统计，但遭到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拒绝。奥廷加来自另一个部族LUO，他也被视作向Kikuyu的主导地位挑战的肯尼亚的其他41个部族的声音。争论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在内罗毕、蒙巴萨、基苏木以及东部和西部其他一些地区，骚乱频繁，年轻人在烟火中手持长刀的照片，令世界为之哗然……

　　大林对于这一冲突，轻描淡写。当我们的车进入Kibera时，发现这里像是一场盛大Party散场后的混乱、嘈杂。铁皮房一间连一间，蔓延开去。一条狭窄小路将它切开，沿路是商店、旅馆、理发店、餐厅，墙上是色彩复杂的涂鸦，还有奥巴马的照片，他的血液中有肯尼亚人血统，是这个国家新的骄傲……廉价与临时之感，是如此强烈，仿佛一阵狂风吹来，这里就将从此消失，但你又很清楚，即使这些碎片四处散落，但它们又将在各自地方迅速繁衍。年轻人无处不在，他们站在路边、墙角、屋中，或干脆道路中央，谈话、观望、相互打招呼，把手中的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仿佛，这里一直如此，那些悲剧早已被冲刷掉。

　　四

　　“我自己家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奈保尔写道，“我觉得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

　　小说《河湾》中充满了绝望。通过一张三桅船的邮票，奈保尔辨认出欧洲人与非洲人、阿拉伯人命运的不同。前者能够分析与记录自身，而后者则对于自己和所生活的世界始终模糊不清。在和李参赞的谈话时，奈保尔的这段话不经意地跳出来。他向我们回顾起中国与肯尼亚的商业交往。

　　在第一阶段的1980年代，来到肯尼亚的是少数几家国有的中国建筑公司，他们在此修建援建的体育场、公路，一年前竣工的莫伊国际体育中心是其中最著名的项目，修建者是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阶段从1992年左右开始，并持续到1990年代末，在中国市场日渐饱和的轻工业品，从纺织品、皮包、扣子到电视机、VCD机，你在中国浙江小镇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见到的东西，似乎都能在此找到买主。很多寻找机会的小商人，经常是和别人合订一个货柜，然后就在内罗毕街头摆上了地摊，赚上一笔就回国。

　　第三阶段则是过去的10年，投资型的中国企业不断出现，他们在此兴建工厂、招募工人，拓展市场，老李的电器公司被视作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但是，当我们想知道更详细的信息时，这位已在此工作三年的官员说：“这些都是我的个人印象，是听他们说后整理的，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整理。”他建议和那些更早的中国商人谈谈，他们把在本地的中国人称作“老Ken”，这Ken即是“垦”与“肯”的双重意思。

　　孟书田是这样一位老Ken.对于肯尼亚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绿与繁荣。遍布内罗毕高楼间的草坪与树木，让他大吃一惊—非洲不是贫穷与沙漠的代名词吗？

　　从Nairobi通往LACTOTO的长途大巴

　　Kibera贫民窟，主要的交通工具MATATU，后面张贴着祖籍肯尼亚的BarackObama的招贴画，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现在还生活在Nairobi

　　那是1993年9月，30岁的孟书田是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电池厂的一名外贸干部。拥有3000年以上历史的安阳，位于河南省的最北部，它是埋藏有甲骨文的殷墟所在地，经常被视作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历史的遗迹之上，安阳还曾是新精神的倡导者。在它境内修建的红旗渠，像大寨、大庆一样，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的象征。

　　建于1951年的安阳电池厂则是新中国的轻工业浪潮中一员，在1960、1970年代它的黄金岁月里，它是全国三大电池厂之一，它最著名的品牌是“金钟牌”。当孟书田1985年从河南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电池厂仍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毕业前他在那里实习。那时，中国企业正流行引入外国先进设备，安阳电池厂引进一套美国的生产流水线。孟书田负责翻译说明书，沟通美中专家之间的交流。

　　但是，一名毕业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四年后，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如愿地调到了电池厂。他的精明、勤快很快赢得了厂里的信任。1963年出生的孟书田的家庭曾是商人之家。他的姥爷经营过不错的农具与染料生意。但是生意没能传下来，在孟书田父母这一代成长时，小商人已被视作必将消灭的寄生虫。孟书田的童年岁月也曾蒙受“家庭成分不佳”的阴影。但想必他也遗传了家族的精明特性。

　　电池厂的辉煌年代正在逝去。各个地区正在积极兴建发电厂与电网，充足的电力是保障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

　　电池市场在大城市迅速萎缩，它只有依赖乡村市场。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一号、五号或七号的干电池是一个落后地区的象征——它没有稳定、充沛的电力供应。

　　孟书田是在1992年石家庄的一个短期机电出口培训班上第一次对非洲发生兴趣的。班上的两位同学，分别是河北一家鞋厂的厂长与书记的儿子，他们已在尝试将厂里的布胶鞋、拖鞋卖到非洲去，他们所选的地方是肯尼亚。尽管对于肯尼亚几乎一无所知，远行的梦想却多少打动了他，他是个有浪漫情怀的年轻人，在四年高中英语老师的生涯中，他经常独自吹长笛打发寂寞时光。

　　他很是花了一番心思与时间来说服厂里的领导，不过依据的逻辑却很简单——听说非洲缺电，缺电就需要电池。

　　1993年秋天，他成功了。此刻的中国企业再次经历一场风潮，各地开始兴建集团企业。孟书田所在的工厂也合并了几家小型电池厂，开始了集团化。领导者也深切感受到国内市场的压力，所以孟书田最初的不切实际的提议，如今获得过度的意义

　　。在9月的送行会上，厂长开了茅台和人头马，酒精刺激出抒情语言：“小孟，安阳电池厂的3000多名员工就靠你了。”

　　对于一家1993年的安阳国有企业，去非洲开办一家分公司仍是个大胆的决定。厂里拨出了5000多美元和750箱电池，作为启动资金。

　　对于孟书田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远行，也是他第一次坐上飞机。从北京出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再抵达内罗毕。5000多美元中扣掉2000多美元机票钱，只剩下3000美元左右了。而那750箱电池还在大海之上航行，他也不知道，肯尼亚人是否会接受这些中国人生产的电池。

　　他在河北培训班认识的两位同学，给他提供了最初的帮助。1993年的肯尼亚迎来了与中肯商业往来的第二阶段。

　　国有企业的背景帮不上孟书田什么忙。的确，肯尼亚市场需要电池，但是一家叫“永备(Eveready)”的美国电池公司已占据了主要市场，这家公司在资金、技术、声誉上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其历史足以追溯到1890年代前的爱迪生年代。来自中国安阳的“金钟”能够被接受吗？

　　当那750箱电池最终抵达了内罗毕时，孟书田发现四分之一已经因潮湿而废弃。他雇佣了本地人挑拣、分类，自己则开始在街上一家家的杂货店上推销金钟牌电池。

　　很多事情要从头开始，注册公司、租房子、做英文账、学开车、打字、采购、雇人……他在安阳学习的“中国式英文”，在与非洲式英文或印度人英文交流时，经常充满障碍……我们见到孟书田时，这些困扰已经散去。我们坐在内罗毕大学附近一家酒店里喝咖啡。他有一张再普通不过的方面孔，眼睛不大，半长的头发贴在头顶上，他的蓝白格子的衬衫、暗黄色的卡其布裤子，舒适、有点皱巴巴的。他对侍者说英文时，嘴巴几乎不张开，发音既不充分，音调也低。

　　此刻，他在肯尼亚的历险已获得了公认的成功。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认为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在此的历史。从1993年至今，故事情节的发展早已与最初设想的不同。

　　1995年，鼓励孟书田来此的两位河北同学返回了中国，他们的布胶鞋生意破产了，而此刻金钟牌电池开始被肯尼亚人接受，并开始拓展到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周边国家；1998年，他说服安阳的领导在内罗毕开设工厂，生产电池、灯泡及手电筒——它们在乡村大受欢迎；2003年，他离开了安阳电池厂，因为老派的人事纠纷——厂内的高级管理者都想在这个更有趣、更自由、更容易支配资金的岗位上呆一呆……

　　出局的孟书田没兴趣再回到中国，尽管他尝试了一下。在名义上他被提升到了厂长助理，在安阳一座老式办公楼里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安阳这座古老城市是1990年代中国暴风骤雨式变革的旁观者，在很多方面，它仍旧保留着计划体制年代的特色。让孟书田下了辞职决心的是办公室的那张单人床——它供领导午睡用。这让他的记忆回到了那个僵化的年代。

　　回到内罗毕的孟书田，开办了自己的电池厂，注册了一个全新的品牌CARA，如今它也占据了肯尼亚30%的市场，他的公司也从事贸易业务，将国内的冰箱、燃气灶批发到本地市场。他的妻子和16岁的女儿也搬到了内罗毕。他喜欢这里的生活，天空一年到头湛蓝，温度怡人，很多河流可以钓鱼，他也喜欢本地人的干净与有礼(多少是英国殖民的传统所致)……一到周末，他和朋友带着帐篷在野外露营，生火煮刚刚钓上的鱼。“你知道‘鲜’字是什么意思吗，”他自问自答说，“把羊油涂在热锅上，再下鱼。”

　　当然，他也会提到这里生活的某种不安定。

　　2007年底冲突中，仇恨与恐惧包围了整个肯尼亚，孟书田的电池生意大受影响，工厂关闭了整整三个月。不过，他已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包括内罗毕令人担忧的犯罪率，即使白昼在公园里垂钓，你也可能被持枪抢劫。“但是，这里总比南非强多了，那里是先打死你，再翻你的口袋，”他半开玩笑地说，“但在这儿，他只拿你的现金，你的证件和信用卡都不会动。”

　　孟书田，是第一个让我感到真的喜欢当地环境的中国人，他阅读当地的英文报纸《TheNation》，和我分析肯尼亚的政局……他的自得其乐，他在遥远的非洲能呼吸到在安阳所没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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