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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击队员到CEO

  他是“美国梦”的典型实践者:作为东欧移民,以20美元白手起家,后来他创办的公司发明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卖了70亿美元。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他曾是一名“叛逃者”,也是唯一一位当上前南斯拉夫总理的美国人,并险些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过去10年,他是奖金最高的美国高管之一。他就是,美国生物制药龙头企业MP公司董事长兼CEO米兰·帕尼什。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表示:“我是一名科学家兼商人,而不是政客,因为科学比政治更能直接为人类做出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被要求从政的,是政治在那等着我而已。”

  “他是一位科学家,世界领先制药公司的创始人,他险些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10月底的一天,北京大学礼堂正在播放一辑制作精良的人物传记短片,时长近10分钟。

  灯光亮起,米兰·帕尼什(MilanPanic)出现在演讲台上。这一次,他是以美国MP生物制药公司CEO、《科学新闻》杂志嘉宾的身份,为北大学生做一场关于“科学创造传奇”的演讲。80高龄的帕尼什跷着二郎腿,一只手撑着下巴,不时对听众微笑,除了浓重的东欧口音,看不出他与其他美国人有何不同。

  他是“美国梦”的典型实践者:作为东欧移民,以20美元白手起家,后来他创办的公司发明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卖了70亿美元。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他曾是一名“叛逃者”,也是唯一一位当上前南斯拉夫总理的美国人,并险些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

  “你知道吗?当我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我不停地告诉人家,‘嗨,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美国人了,也许你不喜欢我当你的总统,但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耻’。”1992年,作为南斯拉夫总理,他试图把美国的那一套制度带入祖国,并期望通过一场美式大选结束米洛舍维奇时代,但他失败了。

  仅当了半年总理,64岁的帕尼什就被迫离开。回到美国的他没有选择退休,而是继续CEO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全美最成功的CEO之一。据美国薪酬信息公司11月公布的最新统计,帕尼什在“过去10年美国奖金最高高管排行榜”上名列第四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

  如今,帕尼什定居在美国加州西海岸的别墅中。为拓展中国区业务,80岁的他特地飞到上海和北京分公司,在上海的4天中,董事会议曾开到夜里10点。

  在北大的演讲结束后,帕尼什对《外滩画报》说:“我是一名科学家兼商人,而不是政客,因为科学比政治更能直接为人类做出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被要求从政的,是政治在那等着我而已。”

  “叛逃者”的加州梦

  米兰·帕尼什1929年出生于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穷困家庭,在他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养活母亲和两个姐妹,很小,他就开始在花园里自己种菜并沿街叫卖。“我还养过兔子,因为它们繁殖得很快。”1944年,14岁的帕尼什加入了铁托游击队抵抗纳粹。他先是在爆破连炸铁路,后来成为通信兵,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送信。

  战后,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完成了化学专业的学习,当时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难以学以致用,对前途感到担忧。凭着在游击队的经验,他成了一名专业自行车手,1954年帕尼什赢得了南斯拉夫全国自行车比赛冠军,后来进入了国家奥林匹克预备队。

  国家队的巡回参赛使他有机会接触东欧以外的世界。1955年8月,国家队访问荷兰时,帕尼什悄悄地溜出了队伍,成为成千上万的“可耻叛逃者”之一。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后,第二年他被一个难民项目选中移民美国。

  他和千千万万的难民一样,被送到了加利福尼亚,追寻“加州梦”。来美国时,伴随他的只有妻子、两只破皮箱和不到20美元的家底。很快,他得到了去南加州大学化学专业深造的机会。

  其间,一个名叫沃森的剑桥大学学生和伙伴克里克发表了一篇关于DNA的结构和自我复制机制的论文,被视作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美国也首次掀起了基因研究的热潮。1959年,帕尼什决定在基因领域寻找商机。

  “我说服了导师和朋友们投资,建立了我的第一家公司ICN。”所谓来自导师和朋友们的支持,不过是200美元的集资和实验室用过的旧仪器。

  利巴韦林奇迹

  帕尼什最初的目标是对基因技术进行商业开发,研发几种能治病的药物。

  1960年代,ICN推出治疗帕金森病症的药物左旋多巴,这为公司赢得了第一桶金,也让帕尼什成为了华尔街的宠儿。此后,IBM和柯达公司纷纷投资ICN的生物研究项目。

  1968年,ICN发明了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这对帕尼什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时我们只想发明一种抗流感病毒的药物,没想到它能阻碍那么多流行病菌的繁殖。”此后数年,这种药物被广泛用于上呼吸道感染、肝炎、小儿腮腺炎等,销售收入高达70亿美元。

  1987年,当艾滋病毒在全球掀起恐慌时,帕尼什抛出重磅消息,“利巴韦林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华尔街一片欢呼。但帕尼什却遭到了美国FDA的警告,该组织调查后认为,利巴韦林根本没有这种功效,在它的批文中该药物只对呼吸系统的感染有作用,并对帕尼什开出了巨额罚单。

  帕尼什却决定跟FDA对着干,他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有用就是有用,FDA和那些专家都没有决定权。”

  与政府部门对立的结果就是遭遇数年的调查和制裁,此后几年,帕尼什每天都要面对卫生管理部门和证监会的问询。但投资人对此不买账,他们选择用脚投票。仅在1990年,ICN就遭遇7100万美元的撤资,销售收入减少8200万美元。

  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帕尼什支付了60万美元的罚款,在药品宣传单上删去了治疗艾滋病的字眼,但他仍坚持认为利巴韦林有这种作用。

  1998年,当帕尼什在试验中发现利巴韦林有治疗丙肝病毒的功效时,他向FDA申请更改药品说明书,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帕尼什学乖了,他捎上了罗氏制药和先灵葆雅,由这些大公司出面申请:配合使用罗氏的药物,利巴韦林对丙肝有抑制作用。最终涉险过关。

  “他的执着让我们过了FDA这关,米兰就是固执的塞尔维亚人的典型。”

  公司董事、前参议员伯奇·巴亚回忆道。

  遭遇七次暗杀

  “对崇拜者来说,他聪明、慷慨、有魅力,对反对者来说,他专断又自我。”加州的《橘子郡纪事报》曾如此评价帕尼什。“让他安静30分钟就像把吉露果冻粘在墙上那么难。”他的私人律师奥唐奈说,“他带着Mach 2左轮手枪出行,这副模样不树敌都难。”

  1990年代初,帕尼什的祖国南斯拉夫遭遇剧变,1992年7月,作为“最有名的塞尔维亚人”,他受邀回南斯拉夫出任总理。“我并不是回去竞选总统的,我回去是受到大学、工会以及政治领袖们,最重要的是大学生们的邀请。”多年后的今天,帕尼什告诉《外滩画报》。

  这一举动让西方十分震惊。《华尔街日报》认为,当时米洛舍维奇此举意在让帕尼什作为桥梁,向西方示好,从而减轻西方的制裁。

  但“美国人”帕尼什却不喜欢顺从。据《人物》杂志报道,有一次,帕尼什带着西方记者乘车视察南斯拉夫,意外遭遇袭击;帕尼什保住了性命,但一位美国记者不幸身亡,这是对帕尼什的警告。“他们告诉我,我活到现在只是一个偶然现象,曾经有七次,有人尝试要杀我。”他对记者感慨道。

  但帕尼什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做人的原则,“我的价值观是从不妥协,科学没有妥协,政治也许有,但我没有妥协。”他对《外滩画报》说。而他的顾问当时对美国媒体说:“帕尼什管理国家像管理公司一样,不会妥协怎么行?”

  1992年底,帕尼什在总统大选中向米洛舍维奇发起挑战,但最终败北,随之结束的还有他的总理生涯。

  三线作战的团队

  重返美国后,帕尼什几乎没有休息,就回到位于加州橘子郡的ICN公司总部上班。

  没想到一踏进办公室,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华尔街的分析人士称,帕尼什的回归意味着他的东欧拓展战略将继续,而那里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对于股东们来说是最大的利空。

  经过近5个月的努力,帕尼什重新回到CEO办公室。他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将战略重心转向西欧、南美和亚洲,1990年,一直希望回报祖国的帕尼什买下了南斯拉夫一家药厂75%的股份。“如果火星或者金星上有市场,他也会想要开拓的。”他的合作伙伴曾这样评价他。

  帕尼什还建立了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在ICN和子公司的董事会名单上你会发现:有两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三位美国证监会的前主席,一位俄罗斯前外交部长,还有一位前美国参议员,一位美国前州长。“我拥有了一个科学小组,一个商业小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参议员、众议员会帮助我们。”帕尼什坦陈。ICN的董事会成员、前加州州长杰弗里·布朗曾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当初为了获得“利巴韦林可以抑制艾滋病毒”的批文,他曾向FDA的代表、他的一位老乡游说:“帮我看看事情卡在了哪里?”

  然而,永不轻易言败的帕尼什最终离开了ICN,2002年,他被董事会踢出管理层。离开ICN后,已经74岁的帕尼什买下了MP生物医学公司。“我离开前,ICN的累计销售额已达到了250亿美元。”帕尼什解释说,“而这一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将开始书写另一章。”

  “我并不适合做领导人”

  Q:政治和科学,你认为哪个更有趣?

  A:科学!科学!科学!

  Q:为什么?

  A:因为科学比政治更能直接为人类做出贡献。我是一名科学家兼商人,而不是政客,政治只是在那等着我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被要求从政的。

  Q:1992年你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为什么回到南斯拉夫去竞选?

  A:我并不是回去竞选的,我回去是受到大学、工会以及政治领袖们的邀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学生们的邀请。

  Q:在你担任总理的时候,你致力于将资本主义引入南斯拉夫,你是否觉得当时引进资本主义为时过早?

  A:资本主义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Q:当时你未能如愿当选总统,原因是什么?

  A:科学和政治有很大的不同,科学尤其是像制药这样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妥协的,但是在政治中却充满了妥协。政治家必须不停地妥协,但我不是一个爱妥协的人。我和其他政治领袖不同,这让我并不十分适应去当一个领导人。

  Q:你当时带着遗憾离开祖国,后来就一直致力于科研领域,并把你的制药公司推向全球,你是怎么做到的?

  A:在一些领域的成功能让自己感觉上好过一些。

  我并没有将那次竞选视为一次完全的失败,对我而言,那是另外一种成功,因为我没有妥协,没有当成总统也让我的人生走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又重新走回了商业领域,而且做得不错,帮助了很多人。

  当时我的确有些沮丧,为什么我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而现在证实我当时是对的,现在他们自己想要加入欧盟了,他们愿意打开界限了,只是晚了十年才开始做这些事罢了。

  Q:你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A:我认为人需要拥有一个梦想,一个你喜欢去完成的梦想,那就能激发你,因为梦想通常都高于现实,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必须努力。同时你要拥有精力。因此梦想激发你,而精力支持着你。

  Q:你最初也有一个美国梦?

  A:不不。我最初的梦想只是活下来,因为经历战争,你不得不变得幸运、聪明,你不需要有大智慧,但一定要足够的聪明,同时你需要非常充沛的精力,才能活下来。

  Q:管理国家和管理公司有何不同?

  A: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体系,仅在欧洲就拥有一万七八千名员工。我必须告诉你,在把科学研究融入到商业治理方面,因为我不会妥协,一度让我的管理变得非常困难。在组织团队方面,我需要找到非常擅长于此的人,我绝不会雇佣任何知道得比我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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